9月20日，美国《大众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CHINA'S RACE TO SPACE DOMINATION的文章，从即将于2018年执行人类首次月球背面着陆任务的嫦娥四号讲起，谈中国在太空探索方面的努力和现状——超越美国的年发射次数，未来的载人登月计划，量子卫星，以及长足发展的航天实力对美国造成的挑战，文章最后呼吁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进行合作，制定未来空间新规则。
有趣的是，同样是在9月20日，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司令John Hyten上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强调，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正在快速推进能够瘫痪美军空间系统的装备体系研发，并且美军没有对应研发限制中俄相应能力的系统，“我们不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Hyten这样说。
一边是“应联手制定规则”的巨头，一边是“瘫痪美军空间能力”的巨大威胁，两个看似对立的形象在美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锁和偏见下，形成了奇特的统一。
John Hyten在参议院参加听证
早年——与新中国成长同步的封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后成立的“多国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主导，西欧国家参与，于1949年11月在巴黎秘密成立，又称“巴统”，其宗旨在于防止西方世界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流动。1950年，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进攻朝鲜，威胁中国边境，与之遥相呼应的“巴统”也将中国列为禁运国家。
随后，“巴统”专门成立了“中国委员会”以监督执行对华封锁，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委员会”的操纵下，“巴统”管制物资清单中25种仅限制出口数量、63种只监视出口流向、甚至207种不在管制范围内的物资，都被禁止向中国出口，其严苛程度超越针对苏联的禁运，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差别”。尽管出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考虑，英国等国自1957年起逐渐废除了“中国差别”，但在军事和高技术领域的封锁一直持续了下来。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东剧变，“巴统”的存在变得没有那么重要，1994年后，“巴统”不复存在，其主要管制项目由1996年33国签署的《瓦森纳协定》继承。与“巴统”组织相比，《瓦森纳协定》对于签署国没有强制性出口要求，尽管如此，在美国和欧盟相关出口禁令的限制下，各签署国在对华高技术领域的出口一直处于被严格限制的状态。
“巴统”的继承者《瓦森纳协定》
开放——转瞬即逝的合作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关系转暖，双边科技交流深入展开——1985年，中法两国在巴黎签署协议，在空间科学技术领域展开合作；1987年，中国在第9颗返回式卫星上为法国马特拉宇航公司搭载了该公司研制的微重力实验装置，顺利回收并获得法方高度评价。随后的1988年，中方又利用返回式卫星，为联邦德国提供了微重力实验搭载服务。
与此同时，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并以极高的性价比迅速吸引了大量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射订单。1990年，中国利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随后又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发射了一系列通信卫星，其中1997年至1999年连续为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发射了12颗铱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1992年“澳星”发射成功，中美澳三国技术人员欢庆胜利
然而，合作的甜蜜是短暂的，1999年，美国发布了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以大量模糊的证据和无中生有的猜测，指控中国自钱学森时代以来，大量偷窃美国最尖端的热核武器、导弹和卫星技术。而引发这份荒唐报告的原因之一更是无厘头：
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劳拉公司研制的“国际通信卫星-708”失败，随后，火箭研制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邀请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等美国航天企业的专家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对发射失败原因进行调查。调查组组长由华裔科学家、劳拉公司副总裁Lim博士担任，成员是来自劳拉、休斯、戴姆勒-奔驰航天部门的科学家，以及通用动力、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和英国宇航的退休专家。
在早期调查中，中方调查组将注意力集中在火箭陀螺仪的内框架上，认为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陀螺仪内框架力矩电机的一条导线断裂，并通过实验成功模拟了火箭飞行前7-8秒的姿态。但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全程22秒飞行进行复现，并通过遥测数据将问题锁定在了陀螺仪的随动框架上。
最终，双方调查组共同确认，用于陀螺仪随动框架伺服回路HMS501J的一个功率放大器的三个引脚没有输出信号，是导致事故最可能的原因，中方进行了完善的故障复现模拟实验，并根据专家组意见对调查报告进行了完善。
长三乙火箭和它使用的陀螺仪示意图，右侧陀螺仪最外层方框即为随动框架
这原本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际合作，双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成功查明了事故原因，对未来的发射合作清除了潜在的隐患，但偏偏有人要无理取闹。
就在1996年当年，美国国内一些议员开始借这次事故调查，猛烈抨击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在为中国“完善导弹设计”，理由竟然是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技术来源于中国的东风导弹，帮助长征火箭找到一个偶发故障就是在帮助中国完善导弹设计。
在事故中，尽管美方人员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成功回收了星载加密-解密设备，但由于没有发现最敏感的FAC-3R电路板——很可能已经在爆炸中被焚毁，劳拉和休斯公司从上到下都受到了无端指责，甚至因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即同样臭名昭著的ITAR）遭到美国政府的巨额罚款。
劳拉公司的工程师对卫星系统进行测试
后来，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牵头的委员会以这次事故调查，还有著名的“李文和案”为由头，炮制了长达800页的秘密报告，对中国在核技术与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横加指责，以充满主观臆断的语汇，极尽诋毁之能事，甚至不惜自污地描绘出一个被中国间谍渗透到千疮百孔的美国。
最终，考克斯报告在美国国会以近乎全票的优势通过，并直接促成了199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将卫星及相关零部件全部禁止向中国出口，甚至任何包含美国元器件的卫星都严禁由中国的火箭发射升空。这项禁令直接导致刚刚成熟的中国对外发射业务基本退出国际市场——因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卫星制造商，几乎没有不采用美国元器件的。
然而，就算审视中国发射西方卫星的这9年，美国的封锁与偏见依然是俯拾皆是的。在这9年中，根据美国法规，中国是不能发射美国卫星的，除非总统以国家利益为理由进行豁免。9年中每一次由中国进行的美国卫星发射都是在取得了当时美国总统首肯的情况下展开的，如此“法外施恩”令人哭笑不得。
而在合作发射的过程中，美方为了防止自己最先进的卫星技术泄密，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从运输到星箭结合，全程由美方提供安保，中方人员甚至无权接近卫星。对于卫星最基本、与机密完全无关的力学数据，美方也视若珍宝，拒绝向中方提供，并因此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损失——1992年12月21日，长二捆火箭发射美制澳赛特B2卫星，火箭起飞45秒后，位于顶部载荷舱内的卫星发动机发生爆炸，但火箭仍然准确地将卫星残骸送入预定轨道，堪称人类航天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由于事件过于离奇复杂，中美双方分歧严重，最后以互相承认卫星和火箭都不存在问题做结。
事件的原因直到3年后才初露端倪。1995年1月26日，长二捆火箭发射美制亚太二号通信卫星失败，同样是升空后不久，卫星发生爆炸，只是这次火箭也受到了波及并被引爆。事后终于查明，由于美方对中方隐瞒了卫星的共振频率，导致火箭在高空遇到风切变时，整流罩与卫星发生耦合共振，并最终导致了卫星肼基发动机爆炸。
由此反推1992年的事故，过程惊人相似，究其原因，应当也与1995年类似。如果美方能早些向中方提供有关卫星的基本数据，由两国合作制造一颗力学特性模拟星进行早期试验——甚至于没有模拟星，只进行最基本的星箭耦合振动试验，此类事故根本不可能发生，更遑论发生两次。由此可见，美国对于中国的严防死守，已近乎神经质，并最终付出了两颗卫星的高昂代价。
现状——口蜜腹剑的自我封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航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独立自主的载人航天——从首名中国航天员杨利伟梦圆九天，到翟志刚首次出舱行走；从首次与空间站交会对接，到首次空间站视频公开课，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次跨越。对外发射陷入困顿，那就自己研发卫星平台，结合成熟的发射技术，实现一站式整星出口——至今我国已基于东方红三号、四号卫星平台，让多个国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先进通信卫星。
在中国航天不断取得突破，国际影响力日渐增长的时候，美国自己却陷入了困境——ULA发射价格年年看涨，航天飞机退役，新一代载人飞船难产，国际空间站的美国乘组至今仍然需要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往返天地间。在这种境况下，美国国内学界要求与中国在太空问题上合作的呼声日渐强烈，而NASA高层也开始正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成就，并认真审视长久以来对华的种种限制，探讨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然而不幸的是，在美国，总有人想开历史的倒车。在2011年的美国联邦预算法案中，资深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强行插入了一个条款，该条款严禁NASA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中国进行任何联合科研活动——漫说正常的学术交流和学术会议，甚至连领导人参观NASA都被禁止。
对此，这位连选连任17次，任职时间最长的议员先生是这么说的：“我们不想给中国任何从我们的技术中受益的机会，而且跟他们打交道对我们不会有任何好处。并且我跟你讲这纯粹是个道德问题……你会跟斯大林搞双边计划吗？”
弗兰克·沃尔夫
拜这位沃尔夫先生所赐，NASA内部展开了新一轮“锄奸肃反运动”，大批华裔科学家受到调查，其中包括被沃尔夫亲自点名而遭到FBI逮捕的中国科学家姜波——沃尔夫声称NASA配发给他的笔记本电脑是姜波私自带回中国的，且硬盘储存有军方机密。而最终调查发现，除了成人电影以外，电脑中没有任何与违禁品挂钩的文件，但这位无辜的科学家依然被NASA解雇。
自此，美国终于亲手关闭了与中国在航天领域合作的所有大门，笔者依然记得2013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宇航大会上，有记者提及中美合作，时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马兴瑞在回答中反复强调中国对外合作共赢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并不点名地对NASA执行的封锁政策表达不满，而NASA局长博尔登则闪烁其词不愿正面回应，用国会和法规做挡箭牌。
而在美国舆论中，对中国航天也形成了捧杀与棒杀两派，捧杀派以中国航天的跨越式发展为题，一方面宣称要与中国合作开发宇宙，一方面指责美国政府对航天的投入还不够；而棒杀派则直接得多，他们在各种场合都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威胁论，要求美国政府在高技术领域与中国“全面断交”，以保护本国的技术优势。当然，有些时候，捧杀派与棒杀派又会众口一词地宣布中国航天技术落后美国几十年，美国普通民众依然可以为自己国家的航天技术骄傲。
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不管是“捧杀”，还是“棒杀”，他们的根源都是美国人长久以来的优越感，以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根深蒂固的歧视，他们从心里不相信中国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如果取得了那就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捧杀派的想法无非是：你看中国这种国家都快追上来了，我们美国还徘徊不前，一定是因为航天预算被克扣——国会你还我血汗钱！棒杀派则是：你看中国这种国家都快追上来了，一定是我们共谍太多，封锁工作还不到位，那就继续加大封锁力度。而真正抛弃了意识形态偏见的，真心希望中国和美国联手为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科学家们，他们的声音往往不能得到传达，就算传达出来也没有当权者愿意听。
在美国经济持续疲软的今天，捧杀派的预算依然遥遥无期；在傲慢与偏见下，棒杀派持续了近70年的封锁还将继续持续下去。不过对于捧杀派来说，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任何诋毁和封锁都不能吓退顽强的中国航天人，中国对太空的探索、开发和利用不会停止，中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进步也不会停止，因为中国人永远记得一位伟人的话：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