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位于济南市山大北路的历城实验小学外头，1300余名小学生在社区居民楼里，以及山大北路上做操。CFP供图
铃声响起，千余名初中生从不同的教室涌出，不到三分钟，整齐的队列便站在操场上。看到自己辖区下的学校大课间活动以这般速度开场，忽永明不禁拍手叫好。
不过活动刚进行一会儿，这位巍山县教育局分管副局长的脸色就变了：操场中，学生周围渐渐扬起上浮的尘土，脚下的动作越大，浮尘越多。在第二节民族特色舞后，不少学生不得不掩面捂鼻，等待解散。
这样“与尘为舞”的大课间活动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大仓中学的孩子们每天的必修课。操场上唯一的绿色是跑道东侧一小片牛筋草——作为当地一种常见的植物，因其耐活生命力顽强，一年前由该校师生种下，做“草坪”用。但由于踩踏严重，大片草地如今又成了裸地和荒地。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四川、云南一带实地采访发现，中西部地区中小学每天体育锻炼一小时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相应的体育设施不达标、体育教师配套不齐的比率却异常之高，成了不少中小学校长的一块心病。大理州教育局体卫艺专职干部和建华印证了记者的发现。他说，文件下来后，学校任务重了，器材和师资却没跟上。
体育场地达标率1.05%，体育器材达标率为0
和建华所说的文件，是2007年“中央7号文件”和教育部《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文件对中小学生的体育锻炼做了一些硬性规定，如实行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增加体育课课时等。但在文件落实过程中，不少中西部地区学校在硬件和师资问题上摔了跟头。
与大仓中学隔壁的大仓小学，体育课上，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黄泥铺就的跑道上跑步，跑道上铺满大大小小的土块，到跑道和路口交界处，这名小学生不得不放慢脚步。
这个交界处去年还是该校的厕所，厕所拆除后环形跑道才得以建成。该校体育老师字德斌告诉记者，拆除前这个四人宽的环形跑道正好缺了一个大口子，学生跑到那里只好向左拐个小弯儿再绕出来。现在环形虽然闭合了，不过一旦雨天来袭，跑道就成了泥巴地，学生还是无法进行室外锻炼。
对此，忽永明很无奈，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出示了一份巍山县中小学体育工作专项督导评估自检自评报告。报告显示，该县体育课时开足率为100%、一小时课外活动落实率为100%、大课间活动落实率为100%、运动会召开率达89.4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体育场地达标学校1所，不达标94所，体育场地达标率为1.05%，体育器材达标学校0所，不达标95所，体育器材达标率为0。
这样的情况在城镇并没有太大的好转。四川省成都市五桂桥小学位于城乡接合部，学校占地面积不到10亩，没有一个环形跑道。课间操期间，篮球场、排球场和办公楼前的空地就是学生运动的场所。
大课间时，两拨儿20多名学生在该校一隅跳绳，由于地面坑洼不平，负责老师只好在一旁看着，生怕出现意外。在他们背后篮球架前的学校高楼三角地带，还有10多个孩子在跳皮筋；高年级的学生，则分大块在各自的“山头”上做广播体操。
“农村孩子的操场面积大，但破落不堪，城市孩子的操场的确很漂亮，但人均面积和国家标准相比小得可怜。”和建华说。
离市区更近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更为典型的城镇“麻雀学校”：一边是办公楼，一边是校门，正对着院墙的是教学楼，教学楼前面一个不大的200米环形跑道是整个学校的空地，要装下学校所有学生着实让不少校长头疼，“我们在安排每一次活动前都要重新规划思路来适应有限的场地。”
财政经费不足，只能靠拉赞助
体育锻炼的场地小，多是源于一些生源变化、城乡一体化等历史遗留问题，并非学校单方出面可以解决。但一所学校连个塑胶跑道都修不起吗？这个看似不难的问题在大仓中学校长姚子雄那里却是无解。
该校曾试图修一条塑胶跑道，姚子雄把商家请到学校以后，对方开口要价50万元，把他吓了一跳；改为修沥青的跑道，仍要2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地下的排水系统建设。大仓中学的公用经费每年60万元，通常是专款专用，50多万元的大头经费支出花在教师补贴、活动开展等项目上，每年花在体育上的钱不到1万元，只能用于偶尔买几个篮球、乒乓球以及对器材的维护，上了2万元根本就拿不出来。
姚子雄很无奈，只好发动全校师生造了一个牛筋草操场，如今已是不伦不类。
在大仓中学，到处是新建的五六层校舍和教学楼，旧楼只有一幢。姚子雄告诉记者，2008年以后校园危房改造，上面拨下来一笔专项资金用以教学楼、学生桌椅的改善，但这项资金并未将体育场馆和设施包含在内。
于是，就有了今天“楼好、操场不好，学习的场所好、锻炼的场所不好的校园景观”。姚子雄反问，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中教与学如何不重智育轻体育？
别说学校，就连四川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索波也很头疼。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据不完全统计，要达到教育部制定的标准，整个四川省内仅体育器材的缺口，就要花费27亿元，相当于成都市一年GDP的二百分之一。
索波说，在中央7号文件下发后，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体育教学检查、督导方面的精力投入大大增加，这是按照文件中提及的国家课程标准走的，不过，同样是文件所提及的“各级政府把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大对体育事业尤其是中小学体育设施的投入”等却未见有落实。
由于文件中有关体育设施投入等只是指导性意见，并非强制性的规定，因而对这个问题很难找到可以问责的部门。如此，为了完成文件上规定的任务，一些学校选择做表面文章，应付检查，另一些被当地教育局称作用良心做教育的学校只好寄希望于社会资源的“赞助”。姚子雄便把省厅、州县教育局的来访当作一次绝佳机会，让他们帮忙来呼吁企业赞助。
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康永邦撤掉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花坛，摆上200多张乒乓球台，这背后就是他凭借自己成都市人大代表身份拉来的赞助。
体育师资不足，语文、数学老师“替补”
硬件短缺，尚能寻求企业的捐助；师资不足，却无法依靠社会力量。在巍山县，全县中小学应配备体育教师169人，实际配备专(兼)职体育教师76人。体育教师配备率仅为44.79%。
字德斌作为大仓小学唯一的一名专职体育老师，要扛起全校6个年级共18个行政班的教学任务。按照教育部的规定，6至8个班要配备一名专职体育老师，校长袁成虎没辙，只能从全校其他文化课老师中选出体质较好且对体育感兴趣的3名老师来做字德斌的助手。
说是助手，其实他们也承担着体育课的教学任务。袁成虎和字德斌商量后，得出一个折中的办法：由字德斌教小学1至3年级，保证孩子们从小打好基础，4至6年级则由兼职老师来教。
这样的“替补”方法在当地十分普遍。大理州实验小学24个教学班，至少需配备5名专职体育教师，为此，该校把已经担任校领导的副校长郭相标“返聘”到体育教师的位置上。
“没有我，就没有人来教课。”这位阔别体育课堂已久的副校长说。现在课时由2个变成4个，课时增多了，但是编制还是那么多。对一些媒体报道体育活动课由班主任、科任老师来上是学校在教学上的偷工减料，郭相标很不以为然：“我们能把所有的课时上下来，已经是做了我们最能做的了。”
该校操场上，语文老师张品钰刚把一年级的学生队列整好，孩子中不乏调皮捣蛋的。张品钰对记者说，体育教研组长在上课前不止一次对他们这些“替补”老师进行培训，主要是一些基本的体育授课方法、学生安全保护技巧等等，但自己一时难以完全胜任，尤其是面对和三尺讲台感觉不同的空旷操场。
忽永明对记者说，巍山县今年招收了40名新教师，其中7名是体育老师，但放眼全县96所中小学，一个学校分不到十分之一个，体育教师师资力量仍不乐观。
体育教师的编制计算方法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大理州教育局工会常务副主席陈河彬向记者解释说，某一个地区体育老师编制的统计通常是按照一个地区的班级数目来算，到了下面则按照学校的数量来进行分配，比如，一个乡镇共24个班级，需分配3名体育教师。现实情况是，一所中学20个班，需要3名体育老师，另一所小学虽然只有4个班，但必须有一名专职体育老师，如此，这所中学便只能分到两名专职的体育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