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在2004年担任芝加哥一个陪审团中的一员时，如果不是其他陪审员唱着歌，歌声盖过了干扰声音，她就没办法去上陪审团休息室里的厕所。她们唱的其中一首歌是黑人传统圣歌《到这里来》（Kumbaya）。
当艾莉克西斯·桑切斯（Alexis Sanchez）在用她大学宿舍里的厕所时，她随身带着她的iPod。
“我会把音量开到很大，”她说，“我会听法国乐队Justice的《D. A. N. C. E.》，还有Maroon5的哪首歌，这是我上大厕时的播放列表。这必须是要例行的一个习惯，否则，如果厕所里面还有别的能够听到或察觉此刻状况的女生在场，我需要过度地集中注意力。”
如今22岁的，担任《坦帕湾时报》前端网页开发人员的桑切斯，此后就取消了她的大厕播放列表，但仍难以置信地害怕使用公共厕所——无论是大小便。“这肯定是个问题，”她说，“它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很多人像奥普拉和桑切斯一样，忍受着一定程度的，由别人在场时使用公共厕所造成的焦虑。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诊断指南《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V）中，膀胱害羞症，或“尿尿羞怯”，被归类为一种社交焦虑障碍。它是一种表现焦虑，害怕在你行事时受到他人的细致观察。
据孟菲斯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国际膀胱害羞症协会（IPA）的CEO史蒂夫·索伊菲尔（Steve Soifer）称，在美国，大约有2000万人患有某种程度的膀胱害羞症（全世界有2.2亿人）。不过他指出，这是一个范围。鉴于某些人只是有点轻微不自在，有些人感到如此地痛苦至极，以致于有他人在场时，他们的身体运转会失去响应。一些膀胱害羞症患者假如身处一个无法避免要使用公共厕所的场合时，他们会不得不依赖自我导尿（将一根导管上插至膀胱）。
这主要涉及到了分界问题——对我们进行物理隔离的小隔间和分隔物，以及我们在感觉这些还不够时创造出的社会分界。
“极端的体现是，人们变得恐惧陌生环境，”索伊菲尔说，“我认识从来没约过会也没结过婚的人。我认识一个有硕士学位的家伙，他有份在晚上送报的活计，所以（如果当他在工作中不得不有所需要时，）他准确地知道哪里会有一间可靠的厕所。”
IPA同样有一个专用于“便便羞怯”的术语：心因性粪便滞留。但据索伊菲尔称，这不是一种得到医学认可的失调，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还算不上是个问题。排便的相对低频率意味着人们可以有时机上的选择，选择一间让他们觉得自在的厕所。在鲜有情况下，如宿舍厕所，那像桑切斯这样的人们则不具有这样的选择自由。
索伊菲尔的研究不太涉及心因性粪便滞留——他说他很少碰到又有这个又有膀胱害羞症的人。“人们叫我尿尿博士，我对他们说，我没想过还要成为便便博士，”他说，“太多了。”
即使对我们剩下的这些没有忍受着临床程度焦虑的人来说，公共厕所也是一处我们都有所体会的，有着深厚积习和社会惯例的场所——不要贴小便池太近，不要和即使是你认识的人交谈，如果不是每天在办公室里，也会在社会生活中，在酒店，在棒球场和飞机场。别无他处地，公开与私密在厕所里产生了让人不愉快的冲突，而且我们表现出的独特行为来源于一种混合了羞耻、自我意识、设想和性别角色的复杂心理。假如你对这种混合心理作出归结，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分界问题——对我们进行物理隔离的小隔间和分隔物，以及我们在感觉这些还不够时而创造出的社会分界。
在一种日趋对性持积极态度的文化里，厕所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大多数人不愿意谈及的最后一件事情。认真的欲对厕所行为或设计进行研究的尝试，已被少数一些意愿打破禁忌的人作出。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厕所里的心理学》一书的作者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解释说，我们从很早时期就给厕所贴上了“羞耻与遮掩”的标签，并且还有一些演变产生。
“其中部分的原因要归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从早期开始就已经被社会化，要控制排泄，并且被告诫，控制失败是窘迫和耻辱的事情，”他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也是从早期开始，我们就已认识到，排泄是你自己要在关好的门背后做的私事……造成这个禁忌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对于关联到疾病与污染的人体排泄物，纯粹自适的和逐步形成的嫌恶。为此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有排泄附带的焦虑和厌恶存在。”
但他同时表示，谈论厕所问题并非总是如此忌讳。假如我们在以前讨论过这个，我们可以再次地讨论，而且在讨论中，或许可以找到办法，以缓解人们在公共厕所里感受到的其中一些焦虑，减少我们对于管制自己的行为要如此警觉的必要性。
在19世纪之前，在使用厕所时，几乎没有多少对于隐私的期指。经济的繁荣和宗教上的羞怯观念，使得对于可用来解大手的私人空间的渴求更为普遍。如今，多数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对厕所里的隐私有所期待。矛盾的是，私人住宅之外的多数厕所，它们的设计目的在于供多人同时使用。
亚历山大·基拉（Alexander Kira）在他1976年的论著《厕所》中写道：“我们对于身体、性、排泄、隐私与清洁的感受，在这样的‘公共性’背景下被放大，由于公共性的客观事实，连同它不可避免的领域侵犯和隐私丧失，加深了我们的忧虑。”
意大利女艺术家莫妮卡·波维基妮（Monica Bonvicini）的装置艺术作品《别错过每秒》（Don't Miss a Sec）内部（Sticky Nicky/flickr）
公共与私密之间模糊的界线在意大利艺术家莫妮卡·波维基妮2003年的装置艺术作品《别错过每秒》中被表现出来。它是安装于伦敦泰特美术馆外面的，用单向透视玻璃圈围起来的，可以使用的公共厕所。过路人看不到里面，但用厕所的人看得到外面。
基拉解释，我们渴望两种私密性，区分以“自我的”和“他人的”。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排泄活动而需要私密性，还需要他人有他人自己的私密性。
“厕所里的活动具有高度的个人性质，而且一般发生在我们的后台生活中，”纽约大学研究社会学与大城市的教授，《厕所：公共卫生间与共用政治》一书的合著编辑哈维·莫洛奇（Harvey Molotch）说，“你忍受着公私之间非常难耐的，而我觉得其余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紧张状态。这让人苦恼，它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
在美国常见的解决办法是借助金属隔板，用莫洛奇的话来说，“只不过是用最劣质的垃圾材料做成的。”这当然只是用于小隔间——男性的小便池一般用的是更没有实质性的分隔，如果它们真地要被完全隔开的话。显然，尽管这些物理分隔或许能使你免于被观看（也或许不能完全地幸免，如果小隔间门上有缝隙），但不能让你免于被听到或闻到。
因为对于我们中的多数人而言，单有这些物理分隔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用我们的行为来对它们加以强化。1985年一项名为《后台期间：公共厕所与交互秩序》的研究表明，“并非物理分界本身将一个空间定义成了一个隔间，而是行为上的注重产生了如此的分界。”
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你进入一个小隔间，交谈通常就会停止（而且假如你确实无畏于停止说话，那一般也是对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假如我们无意撞进了一个有人的小隔间，我们会说“不好意思”并快速退出；为什么我们会有教养地忽略旁边的隔间里飘出来的声音和味道——因为我们想让别人也能对我们这么做。这些是普遍的心照不宣的行为准则，但男厕所和女厕所里的情形又有截然的不同。
从生物学上来说，男性和女性不需要单独的厕所——他们因为相同的理由而使用它们。尽管存在着一些机能性差异——很多男性更喜欢站着尿尿，女性需要容器来丢弃棉条和护垫——不难想象，一间不分性别的厕所，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为每个人所用。而实际上，关于在异性面前要遮掩我们身体的天生的羞怯感，或许是这样一间厕所的存在障碍，然而许多单用户公共厕所早已不分男女。如同著名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他1977年的论文《安顿于两性之间》（The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Sexes）中所指出的，“与区分性别的器官有关，但这项机能中不存在生物学上建议要进行隔离的因素，这样安排完全是与文化有关。”
这种在文化上达成一致的分隔，产生了独特的单性别空间。也许再没有别的场所会如此生硬地强化性别隔离和差异性。
“公共厕所……时常会例示最如实和根深蒂固的社会划分——划分人们为两种不变的性别，”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系的高级讲师露丝·巴肯（Ruth Barcan）在她为《厕所》撰写的章节里写道，“这种形式的隔离即刻得到了无限度的采纳和监督，被认为是最理所当然的社会分类，成为了最具凶猛来势的规定。”
“当男性和女性单独地处于其同性的伴随之下时，于女性往往有益，于男性往往引起焦虑。”
这些单性别场所的性质对男性与女性其使用厕所的态度，以及他们在里面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这种安排产生了于女性有利的结果，据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犯罪学与社会学中心的高级讲师莎拉·摩尔（Sarah Moore）称。在厕所里，人们摆脱了男女共用的公共领域里特有的性别等级制度——在其中，男性居于顶端。
“这让人有一丝领会，领会单独地处于他们同性的伴随之下，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的意义，”摩尔在一份电子邮件里对我说，“于女性往往有益；于男性往往引起焦虑。”
在2012年发表于《英国犯罪学杂志》的一项研究中，摩尔和西蒙·布雷兹（Simon Breeze）一起，观察了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20间厕所，采访了使用它们的人。她发现，尽管两性都有很多抱怨，但相比因为有其他使用者而带来的焦虑，女性的抱怨更多地是关于卫生设施的清洁和质量。整体上她们更加放松和喜好交际，在等待时和不认识的人闲谈，互相守门，共用化妆品。
另一方面，男性感受到了紧张。摩尔甚至在研究中称，对男性而言，公共厕所是“噩梦般的场所”。他们描述的焦虑中心在于“观看”——被别人观看，或被认为在观看别人——而且这种观看与性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有关联。
摩尔铺陈的理论是，性别秩序公开地令女性成为了被观看的对象（似乎是在“男性的目光”注视之下）。但是在没有女性的厕所里，男人会有一种他们在其它场所不会经常碰到的感觉，担心成为另一个男人的注视对象。这可以令他们感到恐惧，即使不存在实际上的威胁。
“我们采访过的很多男性觉得他们遭受过暗示性暴力（像异样的，目光停留时间过长的注视，诸如此类让他们觉得有性暴力行为征兆的情形）。”摩尔说，“这当然可能只是一种知觉。一旦我们对某个空间产生不安全的感觉，我们也许会更加有可能地，在一个实际上完全没有问题的状况里添加臆想的危险。这是我的想法：男厕所里性暴力威胁的存在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是这种威胁的本质促成了男性们的焦虑感——它不仅仅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还威胁到了他们的男子气概。”
于是，这种焦虑催生了有名的便池准则。
大家都了解，即使是从来没有机会使用小便池的女性，这种情形是预期之中的事情：男性不太会用紧挨着其他人的小便池尿尿。（和我交流过的一些女性说，她们也更喜欢有一个空隔间来作为她们自己和别人之间的一种缓冲，不过在男厕所里，这是一种更加确凿的惯例。）
“厕所礼仪要求个人采取类似于萨特作品里完全单独的个体所持有的一种态度。”
使用便池时的脆弱性和袒露，似乎引起了附加社会分界的需要，以取代格外“脆弱”的物理分界。一项著名的来自1976年的，纵然存在道德问题的研究发现，入侵这个有社会性达成的虚妄的个人空间，令男性撒起尿来难度增加了很多。为了发现这个情况，一个研究人员躲在了一个隔间里，用潜望镜观察了小便池边上的男性，在一个同伙进入厕所并紧挨不知情的参与者站着时，记录排尿的“延迟与持续”时长。这个同伙靠得越近，这个撒尿的人在撒出来之前的延时就越长，整个排尿时间就越短。倘若他知道有人在用潜望镜窥视他，他究竟还能不能尿得出来，没人说得清。
戈夫曼创造的词语“礼貌性疏忽”是一种科学的方式，以形容尿池边的男性们通常用以互相对待的方式，以及人们在厕所里时对待陌生人的普遍方式。虽然某人可能会用一个眼神来与另一个人打招呼，但随后马上就会收回他的注意力。如同1985年的研究对此所作的表述，“借助这种简短的视觉交互，个体们都确认了另一个人的存在，以及随即的互不受干扰的权利。”当遇到情况不得不使用相邻的小便器时，这种礼貌性疏忽骤然升级到了这项研究称之为的“无视处理”，其间，某人会纯粹视其边上人如不存在。
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他的论著《存在与虚无》中，写到了一个人在感觉到好像是在被别人注视时，能够形成自我意识：“当我听到我身后的树枝噼啪断裂时，我马上感到害怕的，不是那里有人，而是我是脆弱的，我有一个可能会受到伤害的躯体……总之，我被看到了。”
在厕所里，感觉别人在看你可以让你的自我意识太过强烈而无法继续。一种不要互相观看，视彼此为物体的社会公约或许有助于缓解这个状况。如同摩尔在她的研究中写到的一样，“厕所礼仪要求个人采取类似于萨特作品里完全单独的个体所持有的一种态度。”
便池规则与其约束目光的强迫性，或许是目的在于增强厕所使用者舒适度和私密感的一个行为分界，但它同时带有同性恋恐惧症意味，尤其当你在考量摩尔研究中的发现，发现很多男性担忧厕所里会发生性暴力时。我之前的一位同事诺兰·菲尼（Nolan Feeney），对于便池规则的内涵表现出了不适。
便池规则的目的或许在于增强厕所使用者的舒适度和私密感，但它同时带有同性恋恐惧症意味。
“这儿有什么暗示？”他问道，“难道他们不准备尊重彼此的隐私么？这样的近距离就会让他们想要一睹为快么？有些人撒尿时难为情，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便池空间的非正式规则的关键，往往不在于一些家伙喜欢他们的空间不受侵犯，而在于一些家伙——特别是有问题的家伙——不可信任。”
摩尔说，在她的研究中得到的一些回答是恐惧同性恋，但普遍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其他同性恋者，而是因为男性们想要“强化他们不是同性恋”。
莫洛奇补充说，“同性恋无疑产生了作用，并促成了非常紧张的氛围。”
公共厕所还往往会因为变性人而充满紧张气息，假如他们想要使用标志着他们事实性别的厕所，他们或许会因为这么做而受到欺凌或嘲弄。但使用符合他们出生性别的厕所，同样要承受压力。泰国的一所学校通过为学生们设置“变性人厕所”而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分性别的厕所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也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在费城成为了法律规定，适用于所有新建或整修过的建筑物。
单人卫生间是缓和厕所紧张气氛的另一个选择，适用于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社群和膀胱害羞症患者，适用于社交礼仪不足以减轻其焦虑的人。
“当我走进一个地方，而且那里的厕所只有一个隔间时，没有什么再能让我更加地满足了，”桑切斯说，“没有压力，只有放松，像做一次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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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还在中学的桑切斯在参加费城一所大学的一个暑期项目时，不得以地面对了在公共厕所上大厕带来的焦虑，而且别无选择，只能使用普通的宿舍厕所。
“我没有办法，只能在别的女生淋浴的时候大便，”她说，“我憋着不上厕所大概有四天，但这显然对身体有害。而且明显不止我一个。在我的项目中的另外个女生，因为七天没有排泄她结肠里的东西而被送进了医院。”
这是她制定了她iPod对策的原因，并一直延用到了大学里。她说，这个让她留下心理创伤的经历，也让她对于在公共厕所小便产生了焦虑，而之前她一直没有这个问题。
如今在工作场所，她又有了新的对策。
“我走进去，马上查看每扇门，”她说，“我了解好情况，如果里面没有人，我就开始抓紧时间。我坐下来并对自己大叫‘动作快点，快，快，你可以的，快！’”
但如果在她尿出来之前有人进来了，完结。
“膀胱害羞症患者有各种各样的习惯性动作。典型之一是，假如你在某人之后走进去，你就会一直洗手洗到他们离开。”
她说：“我称它为我的启动失败。”在那样的情况下，她要么会等那个人离开，要么假装她已经完事，冲水，洗手，然后离开。
索伊菲尔在他的工作对象膀胱害羞症患者中间见证了类似的策略。“有各种各样的习惯性动作，我们都对它们进行了详述，”他说，“经典之一是，假如你在某人之后走进去，你就会一直洗手洗到他们离开。”
索伊菲尔为膀胱害羞症患者们开办了周末讲习班，利用一种“尿友”方法来让他们放轻松，自在地跟随上旁边的人。经过周末的课程，他们的帮助对象会在上厕所的时候靠他们越来越近，这样的周末经常会以去一趟人流密集的，例如棒球场里的公共厕所作为结束。这种脱敏疗法能够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
“我妈总是开玩笑说：‘等你怀孕的时候你就会克服这些厕所里的焦虑了，’”桑切斯说，“‘你将会不在乎别人在不在听你发出声音，因为你没办法老是要尿尿。’”到现在为止，她说，当她在一家有小厨房提供免费茶水的杂志社实习时，她的厕所焦虑到达了最低水平。“我喝了这么多茶，没办法经常要上厕所，急得我也无所谓了。”
在索伊菲尔看来的，好、“中”、差的小便池设计
取决于某人患膀胱害羞症的极端程度，尽管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对上公共厕所感到自在，但设计能够起到帮助作用。我经常听到的一则（不仅是来自有膀胱害羞症的人的）抱怨是，美国的厕所的小隔间，和欧洲的很多厕所一样，它的门的长度不是从地面到天花板。在索伊菲尔看来，更具实质性的便池分隔也能起到相当的帮助作用。
“我最喜欢去的公共厕所是在电影院、酒吧，还有很吵闹的饭店里，”桑切斯说，“在电影院里，什么时候都好像有1000人在上厕所，所以没人知道我尿的是哪一泡尿。酒吧里的音乐也永远不停，所以也有那么点消抵了我的尿尿声。”
日本借用一种名为音姬或“声音公主”的设备的方式，找到了一个处理声音问题的方法。它会播放冲厕所的声音，来掩盖一个人可能会发出的无论什么样的声音，以作为一个替代性选择，替代用不停地冲水来遮掩个人发出的声音这样一种貌似普遍的习惯性做法。在日本的一些（多数是女性的）厕所里，声音公主被安装在墙面上，同时还有一种便携款式可供购买。
可惜，莫洛奇说，虽然在人们使用厕所的舒适度上，设计可以带来积极的效用，但它难得会被给予很多的考虑。
“我一直担任很多大学里主要建筑的建委会委员，最少讨论到的事情就是公共卫生间，”他说，“如果有谁就此提出讨论，只会招来笑声……在建筑公司里，级别最低的人负责设计厕所。”
不愿意严肃认真地去讨论公共卫生间的设计可以阻滞革新进程，导致了我们在大多数建筑物里所看到的，格局相对无异的厕所，用莫洛奇的话来说，“看上去就像办公用品都是来自史泰博公司一样。”如同我们已经感受到的，美国一般性的公共厕所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加深人们的焦虑。
英国伦敦学院建筑史高级讲师芭芭拉·彭纳（Barbara Penner）向莫洛奇编辑的《厕所》投递过一篇论文，描述了厕所禁忌还如何钝化了学术工作。
“拒绝坦率地讨论厕所使用方面的现实状况，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局部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以及生活水平造成可预计和毁灭性的影响，”彭纳写道，“但是……身处所谓文明国家的我们同样忍受着这种漠然无视的态度。”
纵有我们作为文明人类而取得的进步，能够把宇宙飞船送往火星，深省我们自身的存在本质，但我们仍需要拉和撒。然而，这似乎是让每个人都感到羞耻和嫌恶的事情。（虽有此忌讳，但仍风行美国的）受到欢迎的日本儿童书籍《大家来噗噗》（Everyone Poops），给初用厕所的小孩子们提供了补足信息。但这个信息似乎没有成为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所吸收同化的内容。如同哈斯拉姆在他的论著中写到的，这是因为“排便和排尿……属于程序，提醒我们记得我们的动物本能，以及我们面对死亡与衰退时的脆弱性。”
“起码按照心理学上的一则（被称为‘恐惧管理’的）理论来看，人们会因为提示他们自身具有必死性的内容而感到恐惧，”哈斯拉姆说，“至少在理论上，我们的‘动物特质’标记（我们在本质上是何等地相似于其它动物），提醒着我们终有一死，并且保护我们自己去抵御我们在被教化与开化上投入的认识（即我们独特的人类属性）。”
厕所分界同样有助于我们将这些生物性程序与我们的人前自我分离开来。但不是说这样的措施就足以让我们避免尴尬。尽管别人或许会无视我们在隔间里的活动，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彼此知晓。为了表示歉意，1985年的这项研究标明：“带来尴尬的人可能会作出一种微妙的自我贬损表现，以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挽回颜面的办法。”例如做出一个厌恶的鬼脸，或者假如你认识别的用厕所的人，甚至会开一个自嘲的玩笑。
这项研究称，“借助这样微妙的自我贬损，引发难堪的个体隐喻性的将他们自己分解成了两个部分，一个转嫁责任的神圣自我，与一个应受责难的动物自我。”
我们在这些“不洁的”行为之后，通过清洗我们的双手来重新神圣化我们的身体（还有你知道的，防止细菌滋生），并且苛刻地指责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即便如此，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中，70%的美国人承认他们只是不用肥皂地冲洗冲洗双手。对于我们的“神圣自我”的预期，在这里或许多少有些脱离现实。
此外，词语“厕所（bathroom另义浴室）”还是个清洁术语。没有人会真地在公共厕所里洗澡。（嗯，当乘坐美国灰狗长途公共汽车穿越全国旅行时，在休息站里有可能会。）“休息室（restroom）”是另一个拒绝描述其意指之事的专用名词。（每当我的老爸去厕所的时候，他喜好风趣地称他需要休息。）同样如此的还有“化妆室”、“洗手间”、“茅房”、“盥洗室”，还有“男/女洗手间”。也许提及了其功能的最适合的厕所别称是“克拉普（crapper）”。[它也用于指代帮助普及了抽水马桶的管道工汤马斯·克拉普（Thomas Crapper）。]喜剧《公园娱乐》里的女主角莱斯利·诺普（Leslie Knope）的首选用词是“奇才宫”。你在对你的上司，或者在任何你期望得到重视的场合里说话时，（可能）不会用到这些词中的任何一个。供认你在厕所里的所作所为显得不合适也不职业，尽管其他的每个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我们在公共厕所里所做的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在别的场所做，又必须要在某个场所做的事情。”
与我们的动物自我接触，意味着放下我们在走出隔间时要装扮回去的公众形象。所以我们在离开厕所前要在镜子前检查一下我们自己。似乎这样的仪表检查几乎总是发生在走出厕所时，而从来不会在进入的时候。在回到一个只有公开性的公共场合之前，这是一个可以重新调整的机会，而不会以不自在的尴尬方式与隐私发生冲突。莫洛奇表示，男性们在公开地进行这种检查时显得少自在，“恢复”其公众形象的机会的缺失，或许是产生厕所焦虑的部分原因。
“男性被认为没有必要在意从脸面上看起来的样子，所以男性只能在经过镜子时，在没有引起注意事实上他在意的情况下，捋捋头发或正正衣领，”他说，“很有意思，这是他们作出的一个特别的动作安排。他们走出厕所，镜子在那里，步履节奏不变地，他们瞄了自己一眼，接着抬起手来捋头发。”
1985年的这项研究解释说，厕所是适合我们进行仪容调整的理想场所，因为，尽管仍具有半公开性，但它已被视作为生活的“后台”。举例来说，在饭店餐桌前梳理我们的头发或者补妆，会让我们的注意力从我们周围的事态转移开——我们想让我们的公众形象显得自若和妥当。
这项研究显写着，“我们在公共厕所里所做的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在别的地方做，又必须要在某个地方做的事情。”
实际上，尽管厕所的独特性质可能会导致焦虑，但给予这个空间的行为上的注重，及其对于隐私的强调，也能够让它成为可靠的场所，来卸下我们的人前面具，做一做类似于整理我们的仪表仪容这样不具防御性的事情。或者是哭。
一旦你对厕所的一个隔间示意了占有主张，其他人通常会尊重这个主张，应用起上面提到过的所有的行为礼仪。这项研究称，这将此隔间变换成了“占有者个体从公共生活需要中抽身退避的场所，即使是临时的。”
在没有回家这个选择的情况下，这让厕所感觉起来像是最安全的场所，用来哭，或者是想办法克服个人不想显露于人前的其它情绪。
公共厕所可以成为自在或不自在的场所，成为女人可以放松而男人感到害怕的场所，或者超出两态性别范围的那些人感觉受到责难和尴尬的场所。而所有的社会惯例和保全体面的策略，往往完全是贴补破洞的银灰色胶带，我们本可以更有效地修补，假如我们愿意给厕所问题以足够深远，深远到有革新考虑的探讨。
“如何来重新设计一件避讳之物？”
“首要问题是，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极端刻板拘谨的社会，”索伊菲尔如此谈及美国，“我们仍然还留有这些我觉得是无意识的标准。”
“如何来重新设计一件避讳之物？”彭纳在她的论文中问道，“这个疑问依然中肯切题，随着厕所禁忌面对变化仍显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适应性——是为禁忌中的最后阵地，如今性已不再是公共场合难以启齿的内容。”
索伊菲尔作出了一个相似的对比——他声称，他曾试图登上奥普拉的节目来谈谈膀胱害羞症，但遭到了否决。“可奥普拉会谈论任何事情，”他说，“看看我们怎么样地像谈论一个社会来谈论性，可我们就是不能探讨厕所问题？依我看，这有些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