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纽约客》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讲移居温哥华的中国富二代，他们上私立学校，开玛莎拉蒂，住在俯瞰港湾的高级公寓里，开party，喝名贵香槟，热爱购物，出演真人秀节目，在节目中炫耀性消费。从名字上看，作者是一位华裔，很能理解中国父母以孩子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写到中国富人把孩子送到西方的深层原因。我浏览这篇文章，盘算我这样写稿子，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富一代”，然而，仔细一想，我居然有几个跨越时空的“富二代”朋友。
我最喜欢的作家塞林格就是一位“富二代”。他的父亲索尔白手起家，身为犹太人，做起猪肉生意。塞林格出生时，他家住在纽约西113街500号，后来搬到百老汇3681号，再搬回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最后搬到上东区的公园大道，东91街，公园大道1133号。这个地址变化可以看作是索尔财富的变化曲线。拿北京话来打比方，他终于住进了朝阳公园附近的豪宅。1940年3月，霍夫曼公司被指控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索尔·塞林格正是该公司的副总裁。独断专行的父亲总假装自己凡事都规矩体面。然而对于他过于敏感儿子而言，这桩不当行为却具有揭示意义。塞林格曾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骗子”，他被父亲送去军校，送去波兰学杀猪，但他一直想当一个作家。1944年9月，霍夫曼公司放弃抗辩，支付2000美元罚款。那时候，塞林格正在欧洲作战，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在《瓦瑞翁尼兄弟》中，那个商业化的兄弟对他更具艺术气质的兄弟做出了肯定，“因为在读你写的书时，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音乐”。军旅生涯能丰富一个作家的内心，塞林格常说，一切不需耗费力气的事情都是平庸的。
瓦尔特·本雅明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本雅明喜欢收藏旧书，一生都在写作。在《柏林童年》中，他有这样一段回忆——在那些早熟之年，我开始知道“城里”不过就是一个能买东西的剧院，我父亲的金钱为我们在商店柜台、店员助手、镜子和母亲品评的眼睛之间开出一条道来，我们站在那里，穿着“新衣服”，仿佛它是一种耻辱，我们的手像肮脏的价格标签从袖子里向外窥视。
这个从小就对商业表露出敌意的孩子，后来研究了一段时间的“商品拜物教”。历史学家这样描述本雅明所代表的一些“富二代”——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许多犹太家庭中，具有天赋的儿子反抗其父亲的商业利益，这些父辈大部分被布尔乔亚的成功同化。儿子们为了在精神对抗中建立起一个相反的世界，便激烈地塑造着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未来。苛刻的父亲关心着生意，而超俗的儿子关心着不怎么有利可图的纯粹精神上的事情。
如果按照这个抽象的父子对抗的描述，卡夫卡也算是“富二代”。他的父亲是一位屠户，后来有了一家商号，过的是中产阶层生活。父亲强悍，有进取心，儿子软弱，一辈子都想当“儿子”。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就是对父子关系的描述，儿子奥尔格顶撞父亲，父亲判他跳河自尽，于是儿子奥尔格真的去投河了。卡夫卡的父亲的确如此专断，经常嘲笑卡夫卡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卡夫卡对父亲既有愧疚又有恐惧，一辈子都害怕担负责任。不妨引用一段《卡夫卡传》中的描述——这个成年人将避免确定社会目标和做出社会决断，为了可以不必走出他的儿子身份这个背阴处，他从不长久地离开父宅，不结婚，不建立家庭，不积攒财产，不谋求普遍意义上自己的生计。卡夫卡的社会身份听从不断否定的法则——否定责任、职业和角色存在——仿佛他在试图遵循那种消失逻辑，那种只有死亡才显示出的消失逻辑。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儿子”——永远的童年。
这三位没有出息的富二代，塑造的哲学和文学，后来的确为世人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