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位美国已婚的女同性恋者梅利莎的文章，她试图收养一位患重度畸形足的中国孤儿被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拒绝，因为该中心认为同性恋是“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不能在中国收养。此事被中文媒体转载后，在网上引起激烈的讨论。
与梅利莎公开自己的身份提出收养不同，我所认识的国内的同性恋者，在收养孩子时，大多低调或隐藏自己的性倾向，以免节外生枝。但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同性恋者出柜后，父母担心子女的养老问题，要求子女收养兄弟姐妹等近亲属的孩子，这种情况的收养人在家庭中性倾向是公开的。
我的朋友桥是一位男同性恋者，他开着一家高端的礼仪培训公司，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是指导那些富裕而生活无忧的都市女性，如何养成更优雅的气质。桥每天在职场忙碌，他的同性恋伴侣森则负责在家带孩子，他们5岁的儿子活泼可爱，笑起来阳光般灿烂。晚上，桥从忙碌的工作中回到家，逗逗儿子，陪陪伴侣，成为他每天最重要的放松时间。
桥和森一起在广州生活超过十年，稳定的伴侣关系，让他们一直梦想有一个孩子。有一阵子，森专心研究拥有孩子的不同方法，“国内代孕不合法，成本又高，收养至少能帮到一个孩子，”森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消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因为是私生子，被母亲遗弃在外省的一家医院。桥和森马上飞了过去，通过医生的帮助收养了这个孩子。有了孩子后，森放弃了律师的职业，专心在家当起了奶爸。
与桥和森一家收养到婴儿不同，东哥收养时孩子已经10岁了。东哥是珠海一家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事业有成，收入丰厚，因为同性恋身份，他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异性婚姻，40多岁仍是单身。因为经济条件不错，每年他都会到老家的一个孤儿院看望孩子，也算是献献爱心，“从没有想过要收养孩子为自己养老”。
坚持去孤儿院探视孩子们几年后，东哥与那里的孩子混熟了，其中一个孩子已经上了小学，肢体健康，但因为年龄偏大，无人收养。有一次东哥带这个孩子出去吃饭，饭桌上孩子不说话，“只顾吃，吃得满头大汗”，东哥觉得很是怜爱，临别时，他给孩子留下手机号码，并约每周固定打一次电话沟通。又过了两年，再见面时，东哥问孩子愿不愿意去珠海跟自己一起生活，孩子羞怯地点头同意。
东哥决定收养这个孩子，他说做出这个决定有些冲动，但并不后悔。几年的坚持探望，东哥跟孤儿院关系不错，办理收养手续也非常的顺利，院方很支持他收养，“毕竟能给孩子找个家庭，比待在孤儿院强多了”。
因为长期生活在孤儿院，孩子安全感不足，学习基础差，跟陌生人交流缺乏自信。来到珠海后，上学成绩跟不上，东哥为此操了不少心，忍不住会给孩子压力。他说现在想通了，不再让儿子与周围的孩子比，以免他有太大的压力，“毕竟他的童年缺失了太多东西，没法比”。东哥说做父亲的过程，是自我成长和学习的过程，现在孩子16岁了，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很让人操心。但他不想对孩子太严厉，总是耐心地陪着儿子制定自我管理计划，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意识。
像桥和东哥这种收养孩子的同性恋家庭并不少见。中国公开收养孩子的同性恋家庭，最有名的估计要数成都的一对同性恋伴侣李伦佐和鞠佳仲了，两人都生于1956年，今年整好60岁。1991年，李伦佐的父亲，看到儿子与一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也不可能拆散他们，担心俩人老了没人照顾，建议儿子领养了表哥家的一个孩子，取名李磊。
当年，12岁的李磊，如今已30出头，并已结婚生子。一家人曾坐客《鲁豫有约》节目，李磊在节目中说，当别人给他介绍对象时，他总是告诉对方，他的家里有爸爸和叔叔，“能接受就交往，不能接受就不用继续”。现在李磊的儿子已经7岁了，李伦佐退休在家接送孙子上学，鞠佳仲则忙着照看他们的工艺品商店，一家五口人，与平常的家庭并无不同。
同性恋家庭，除了上文提到的收养这种方式，还有些通过形式婚姻（同性恋者为了应对社会或家庭压力，男同与女同互相帮助，组成形式上的婚姻），拿到结婚证合法生育。等孩子出生后，再离婚，孩子事实上由爸爸或妈妈一方家庭抚养。
女同性恋者大金和小清的女儿今年9岁了。为了要个孩子，小清找了一位男同性恋者“形式婚姻”，两人办理了结婚证，还摆了酒席。计划要孩子时，她们算准女性的排卵期，男同性恋“丈夫”住在隔壁，然后把精液射进针筒里，再送到另一个房间，小清推送入自己的身体。在家DIY，一次操作竟也顺利地受孕。因为有结婚证，既方便了孩子上户口，又能向外界隐藏双方的同性恋身份。
只是这样的形式，双方很容易陷入“争子大战”，同性恋社群已经多次发生过为了争夺形婚子女的抚养权，撕皮脸皮，甚至对簿公堂的情况。
与大多数异性恋家庭婚后生育的顺理成章相比，同性恋家庭想要一个孩子，无论是通过领养、形婚，还是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实现起来要艰难和复杂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同性恋家庭在要孩子这个问题上，通常在经济和心态上的准备更充分，伴侣之间讨论得也更为深入。他们在收养之前，甚至会为孩子对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的称呼，都讨论上很久。
因为工作的原因，笔者至少认识上百个已经抚养孩子的中国同性恋家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烈地喜欢孩子，所以才要。又因为同性恋要孩子的成本更高，所以目前抚养孩子的同性恋家庭，通常为高收入家庭，或者教育背景更好，对自己的身份更为肯定。
中国的《收养法》并没有限制同性恋收养的条款，只是在第九条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此条规定，看上去更像是针对异性恋者所拟定的，或者说体现了立法者的异性恋思维。
既然《收养法》并未限制同性恋者收养，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拒绝给同性恋收养，是不是有任何证据表明，同性恋家庭抚养的小孩比异性恋家庭要差呢?
2014年，墨尔本大学的研究者调查了500名儿童和315位同性恋父母以获取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幸福感信息。据主导这次研究的Simon Crouch博士称，在健康和家庭凝聚力测试方面，由同性恋家庭抚养的孩子得分更高。他说，研究结果反映同性恋家长与他们的孩子相处很融洽，这对孩子的健康有很大影响。
英国的一份关于同性恋家庭和异性恋家庭的调查研究，通过当地的领养机构，选取了 130 个家庭进行调查。其中 41 对男同家庭，40 对女同家庭和 46 对普通的异性恋家庭。结果显示，同性家庭的家长在身心健康方面比异性家庭更正面，更少抑郁和压力；同时，同性家长在亲子教育方面表现出更多的温暖、互动，更及时的回应，更少在教育孩子上有攻击性。
美国的学者也做过相关的研究，美国俄勒冈大学的Ryan Light，在经过由1977年至2013年间的研究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同性恋伴侣抚养的孩子与其他孩子并无差异。
笔者查询了国外多个对比研究，相关的研究均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那就是，同性恋家庭抚养的孩子并不比异性恋家庭抚养的差。反而是一些研究显示，同性恋父母抚养的子女因为成长过程中有更少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向歧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探索和发展自身兴趣与能力，这些子女成年后与伴侣的亲密关系质量更高、吵架频率更低。（Biblarz and Stacey, 2010）
在我看来，一个人能否成为合格的父母，最重要是看他/她是否有爱心、责任和能力，能够为子女营造安全感和归属感，保持和谐的亲子关系，性倾向的差异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爱心与责任感，更不会影响家长与孩子的沟通能力。
必须强调一点，孩子的性倾向并不会受到同性恋父母的影响。就像绝大多数同性恋者的父母都是异性恋者，但他们却无法成为异性恋一样的道理。
那些认为“同性恋家庭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观点更多是带着偏见和有色眼镜得出的想象，而非基于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
中国收养中心把同性恋说成是“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并拒绝同性恋家庭收养，实际上是赤裸裸地歧视同性恋者，而且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于同性恋家庭的孩子来说，他们成长中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部分，恰恰是外界对同性恋家庭所表现出的差别对待的态度，而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正在这样做，只不过，他们把自己的偏见和歧视，美化成保护孩子利益的守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