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香港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2014年占中运动开始以来，更是如此。我在这期间写了一些关于香港的评论文章。现在重发部分文章，重视这一过程。本文原发表于2014年10月新加坡《联合早报》，原题《从一国两制到香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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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在多次介入干预香港政治事务之后，自然被当作“幕后黑手”，成为香港社会运动抗议的主要对象。
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年，正是香港不断的社运，将北京政府视为抗争的对象，导致北京对香港越来越不放心，害怕香港成为对抗大陆体制的桥头堡，害怕香港民众争取公民权利的方式对大陆其它城市产生了涟漪效应。于是终于在特首这一问题上，北京不放心了。
是否是香港这些年来不断的社运导致北京在“一国两制”上的重心优先于“一国”，并对普选等各方面的诠释不断收缩，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与香港之间，在政治上早已不是当年“订下”的“井水不犯河水”与“河水不犯井水”的原则了。
北京对香港的不放心，必然导致其在政治上，比如特首人选产生方式上的干预；而一直以来，香港社运将矛头对准北京政府。毕竟，北京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政府。但在提倡“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条件下，这一抗议的矛头似乎有所越位，不断向北京释放出“错误的信息”。
换句话说，即使香港这些年，因为各种外部与内部的原因，导致经济繁荣不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青年世代就业困难，前景堪忧等等的社会、经济问题，但其抗争的对象应该是港府当局。
即使是在争取政治权力上，倘若其抗争政治行为，着眼于《基本法》框架，对立法院、选举委员会等议员、委员的产生方法和选举方式进行变化，而不是一开始就将激进的政治目标对准于北京政府，当下的局面或许都会不一样。
虽然政治改革并非香港的全部，但对于公民政治权利受到北京政府制约的情况下，争取其公民权利无可非议。
同时也必须承认，随着大陆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影响力的强大，其管治能力只会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将矛头对准北京政府，并非明智的选择。即使这样的运动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事实上能有多大的帮助，却是件难以预料的事，甚至可能只会成为北京强力压制的理由。可以说，这样的路径选择并不明智，并不可能为香港人谋得真正的公民权力。
就现在的北京政府而言，几乎看不到任何让步的可能。无论是大陆其它边疆上出现的问题，或是在国际层面上的领土、领海纠纷上，北京强硬的态度都没有改变过，香港不太可能成为例外。
更何况，一旦北京政府将香港问题视作是对其权威的挑战，对其作为执政党地位的威胁时，妥协或让步就更不可能。这一直以来是最大的敏感议题。而现实中，占中运动与其激进的目标，可能正在往这一条道路上走。
30年前，当“一国两制”成为解决香港问题的选择时，被许多人认为这是在政治体制上的创造性方案。但经过17年的实践摸索之后，“一国两制”显然已非不同制度下两个社会互相信任的答案，而是问题了。
这其中，除了北京、香港两者间地位的悬殊越来越大，在主权与治权上，巨大的模糊空间让彼此的想象出差差异外，香港社会从原来的缺乏政党竞争，经济繁荣，发展到现在的社会民生问题丛生、政党竞争激烈的发展过程，也是导致“一国两制”下独特的“香港模式”的产生。 倘若北京继续推行“一国两制”，将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模式”，有其特殊的社会发展背景。从这一角度上说，香港经济繁荣的结束、甚至衰落，是其公民权利诉求被不断提升的重要背景与基础。换句话说，在经济利益上的问题，公众总是通过政治权利的诉求以期获得解决。因此，倘若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通过选票将国家领导人、议员等替换掉，是一种正常的行为。由此也得换缓解社会的矛盾、让民众得到释放情绪。
而在香港地区，香港民众缺乏对特首，甚至是部分立法院议员、选举委员会成员都无法选举，无法对其进行约束、淘汰，于是只能通过社会运动，来追求其公民政治权利的完整性。
但正如北京政府所强调的“一国”。在“一国两制”问题上，“一国”优先于“两制”的理念，以及香港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北京政府频繁介入香港政治，进而导致北京成为香港社运的直接目标。
从这角度上讲，北京并没有充分让“港人治港”的理念得到贯彻。反而因为自己的不断介入，削弱了“两制”两个不同社会的信任度，削弱了香港人对北京的信任度。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北京政府并没有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有着足够的“自信”。北京政府在治理不同制度下的社会，其经验仍然不足。
解决当下香港的问题，依旧只能从立法院与选举委员会结构上与产生的机制上进行解决。北京政府决不允许自身的权威受到“占中”行为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