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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记忆为她的人生启幕，“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寻找到吃的东西”“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经历十年文革，她遍览人性之恶，“我看到人吃人人伤人，现在也是一样的”“我对人性很悲观，我很警惕”；四十年舞蹈生涯，她自称守望之人，“小时候就知道跳舞是生命需要”“我在这里守候，我是守望的人”。她说，我看到事情的真相，太多利益对我没意义。凤凰网文化《年代访》独家对话舞者杨丽萍，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
对话人/杨海亮
出生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 吃过白色杜鹃花
凤凰网文化：您出生的时候（1958年）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对于那个时期还有什么印象？
杨丽萍：那个时候都吃不饱，自留地都被没收了，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就自己的自留地都不能去。大锅饭，大家都拿一个碗到公共食堂去吃饭，然后那些稻田都耕了，婶婶妈妈她们在那劳动的时候都是很偷懒，因为不是她的地了，她基本上都是在田埂边上奶孩子，绣花。那个庄稼就非常差，我的印象，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寻找到吃的东西，上山摘蘑菇，摘那些野花，白色的杜鹃花是可以吃的，当然还好，可以偷偷去养一些鸡或什么的。
凤凰网文化：记忆中第一次跳舞是什么情形？
杨丽萍：就是在村子里，比如插秧节，丰收了，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因为劳动太辛苦了，大家就一起围着篝火跳。
凤凰网文化：您看您的父老乡亲跳舞您小时候也会跟他们一块跳。
杨丽萍：就像汉人跳交际舞一样，差不多，他会有对歌的季节。
凤凰网文化：您是怎么进到西双版纳歌舞团？
杨丽萍：他们就是来选，一个团需要有各种民族，傣族什么民族的，它要丰富，他要找那些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来培训。其实我们进去的时候都很小，十一二岁，到了1980年就被中央民族歌舞团选到北京去了。
从1986年开始我就清楚自己不会给人伴舞
凤凰网文化：您被选进中央民族歌舞团之后，1986年，您的舞蹈《雀之灵》在全国获得大奖，但是此前为了参赛您遇到很多阻挠和困难，从卖手表制服装，到最后连报名都报不上，重重关卡，一般人会放弃，但您为什么坚持参赛？
杨丽萍：领导没有不同意。
凤凰网文化：还是很困难，您为什么当时要坚持去参加这个比赛？
杨丽萍：因为在80年代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才一百多块钱，你要拍个录像要把它做成录像带，初赛的时候都是要选送录像带。那时候还没有DVD，然后要自己去制作，你的服装也要自己去制作，你的音乐，要去自己找人写，时间就晚了，送带子的时间晚了一点。
我觉得每一个舞者，不管你是唱歌的也好，是明星也好，他们最初都会有一个验证自己在他的艺术门类里面的一个认可。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没有人说我做出一个好的电影，好的导演像张艺谋他们都要去参赛，这是一个认定。认定了以后你自己才会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过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觉得是一个应该走过的一个过程。
凤凰网文化：我看您之前的一些资料，比如说1977年被选入版纳歌舞团，80年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87年凭《雀之灵》一举成名，89年登上春晚，从此蜚声国内，2000年您重回云南。但是从1989年到2002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却很少听您提及。
杨丽萍：之前我是80年代，1986年左右自己搞创作，因为一个舞蹈家不可能从小就会创作，除非像莫扎特那样的神童，八岁就可以作曲了。我八岁肯定创作不出好的作品，要一直积累，在西双版纳整整生活了十年左右，然后走出村寨，体验生活。本来就是一个白族人，小的时候就已经在生活里找到了一种舞蹈的特质，就为什么要舞蹈，不是作为一个别的，是为了你的生命需要，你的生活里面存在这种感觉。并不是说作为一个简单的舞蹈家，觉得这个舞蹈就是一个名利或者是生活的一个给你带来什么外在的东西。它其实特别内在，因为好像唱歌跳舞都是有出处的，比如说佤族人他甩头发，他一定是觉得他崇拜火，他就找一种形象，然后用一种艺术的表达来完成他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些情感的抒发，所以跟他的人本身有关系。
所以这个角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个舞者，如果是偏离了这个，我觉得他会很空洞，所以恰恰因为是小的时候找到了这个特别准的舞蹈的本源，为什么而舞的本源。所以我的舞蹈无形当中其实没有多高超，我的舞蹈要比起很多舞者其实没什么，不光是技巧的问题，也不是说就好坏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身上散发出的舞蹈的本质和本源让人去心动，或者感受到它散发的那种特殊的气味、特殊的视觉的感染。
我一直本着这个，所以没有放弃在西双版纳生活的这十年，我也特别认真地去感受，去学习。因为在村子里、在家乡的时候只是体验到的是白族人，比如说别人登山我们就跟着去，谁家里老人死了大家也会去送葬，丰收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但是你到了西双版纳歌舞团就不一样了。你面对的是十几种少数民族的，而且每一个民族都有很多，有一些民族都没有列为民族，比如说空格人（音）是个什么人，很多，因为他们人很少，但他们的服饰他们的舞蹈都很特别，包括他们头饰。我记得空格人（音）的头饰他这个造型很奇怪，是歪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插根棍，然后他的衣服就是完全跟傣族人这些人都不一样，其实他们都很静，他们都有他们生活的习俗和舞蹈，跟他们同吃同住，有时候你就会，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这很辛苦，很没意思，跟劳改似的，但我觉得乐趣无比，因为你跟他们一起吃他们从小河里来的小鱼，烤的小鱼，然后你带着糯米饭下到田头去割稻子，去吃饭，然后你感觉到他们那种劳动劳作的辛苦，然后你再把那个时候的粮食分他们家。
很多这种东西都让我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他是一个国家体制内的，最高的一个团体，少数民族这个门类的最高团体，到那了以后开始你只是觉得不习惯，然后慢慢，你从中看到那么多的东西。视野打开了，世界的东西，那时候哪知道有杰克逊，也不知道德国的那些摇滚或者现代舞那些新的那些东西。你感受到了以后，然后你感受到的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一种艺术的一些造诣和艺术的创造力，你就会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应该的那个角度。所以在80年代，1989年的时候，1986年开始我就非常清晰了，就不会跟着人就伴舞或只是学习一些自己不太能够擅长的，然后就排掉这些，特别专注地找到自己的属性，找到自己的一个艺术风格舞蹈风格，然后自己给自己编舞，1986年就开始了，一直这样的状态一直到2000年。
凤凰网文化独家对话杨丽萍
90年代打开电视四个频道同时在播我
凤凰网文化：2000年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中央民族歌舞团？
杨丽萍：对，也不是离开，我退休了，我到2000年，就属于退休，我们那户口永远是死的，我们那个工资是你死那一天都会发给你。我们是属于一级演员，他会照顾你，国家会照顾你，但你不要在那里，被照顾就会变得很懒惰，不要这样。
我在二零零几年的时候，之前我有过很多经历，比如说我去过台湾，开独舞晚会，我在国内有晚会的巡演，那时候是非常年轻的舞蹈家，开独舞晚会，然后比较大胆，还是在摸索。
凤凰网文化：还挺折腾的。
杨丽萍：不是折腾，是通过一个舞蹈得到了一个自己，一点都不折腾，因为你每天演出都是一个挺精神的需求，而并不是折腾什么。我们觉得跳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全国开独舞晚会，然后到台湾到国外去开独舞晚会，然后上各种媒体。我记得在90年代打开电视，频道几乎都是每天，因为我开独舞晚会被人家录下来了，然后他们就会在电视里，那时候没有广告，节目与节目之间的幕间休息就播我的节目，播我的舞蹈，有时候舞蹈播到一半断掉了，就栏目开始了。它是拿我的作品我的舞蹈作为一个幕间休息，所以最多的时候我每天看了四个频道在播我，然后我参加各种谈会、访问，然后又跟世界所有的总统，在上海有过一次，全世界的总统都几乎在那，给他们表演，然后什么博鳌，好多。
然后到中南海、到哪里，任何的最高领导出现的地方我们都去演出，然后我们就很忙，就变成了一个知名度的扩散。再加上我不停地上春晚，我每次上春晚都是要求自己特别像《两棵树》，都要求自己。虽然他们给我时间很短，但是我的节目跟一个小品、相声很杂乱的一个晚会，不是不好，然后你的舞蹈跟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你还是坚持你的舞蹈，很纯粹，你越坚持越显得你特别，所以就变成了2000年以前我就有过那么多的充分表现自己的天地的时候，一个电视一打开四个频道都在播我。
凤凰网文化：那时候看到四个频道都在播自己是什么感觉？
杨丽萍：我没觉得，因为他们需要，但拍的不是太好，录像、角度。
凤凰网文化：离开中央民族歌舞团是不是也是？
杨丽萍：我不是离开，我本来就是云南人，就回来看我母亲，然后回来采风，做了《云南映象》。
退休后没事干才去采风 其实为的是再感知
凤凰网文化：对您采风的经历很感兴趣，听说您当时采风了15个月？
杨丽萍：没有具体的，有时间就去，是有人去帮我计算的。其实我不采，我小时候已经相当熟悉了，我只是说没事干。
凤凰网文化：自己会有一个规划的路线吗？
杨丽萍：有，比如说我们藏族的晒佛节，比如说我们会卡在民族活动非常有特征有特点的时候过去，比如说西藏晒大佛的节日，我们就踩着那个点过去，比如说凉山彝族的火把节，我们就过去。因为会有个大荟萃，所有的人都会唱歌跳舞，可能会三天三夜。石宝山的歌会我们都会去，那个地方叫弥勒，祭火节我们也会过去，那个祭火节我们都经常去，只要一有我就去，去感受。并不是说我现在才来采风，小的时候我就生活在那里边，都存在，是再去感知，因为原来的状态和现在不一样。原来只是说去体验去寻找，融入进去，后来下去的时候不是了，是作为一个编导。我们要寻找到什么，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在舞台上有表现力，用这个方法，让这个眼光不同，角色不一样。
凤凰网文化：您刚才提到融合，您从北京回来之后怎样融入当地人？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当时您毕竟是名人。
杨丽萍：不需要，他们都很认定我了，我很吃惊，我走到最边远的地方他们都认识我。
凤凰网文化：会不会有隔阂？
杨丽萍：没有，他们都像贵宾一样地接待我，会对我特别好。每个地方都特别希望我能把他们的东西搬上舞台，都非常无私地奉献，不厌其烦地给你介绍，让那些老艺人给我配合，甚至把他们送到昆明来，他们知道我要把他们搬上舞台。
凤凰网文化：您在采风途中比如看到那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歌舞或者文化，您会怎么保存记录下来？
杨丽萍：其实这个行动是最早我和田丰老师（1933-2001，著名作曲家）一起，他是中央乐团的，他到云南来，他因为是个北京人，但他就会着迷。他到了云南他就觉得这些音乐这些歌舞都是才，是宝贝，所以他是首先去采集记载，然后把这些少数民族请到，当时搞了一个传习所，然后邀约我一起加盟，我也特别感兴趣，我们就一起，然后更多的是他主持。他的眼光也是很独到，虽然他是中央乐团的一个作曲家，但他会认知到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经典的，所以我们这方面是志同道合，所以后来才有了《云南映象》。田丰老师他当初是把这个东西保留在一个学校里边，互相传承，保留住。我是把它搬上舞台，让人直接感受到，而不是关在一个学校里，我觉得这种歌舞本来就有表演形式的一个存在，其实舞台也是学校，新一代的人可能观念更新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