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进行殖民地统治的责任进行了追究。战后审判也使日本普通民众了解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队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与此同时，新的日本宪法则明确了日本今后走和平道路的方向。但是，日本是否就此有了光明的未来，是否能够得到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理解与信任，仍是尚未解决的课题。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战争教训、战争责任的认识和未来走向一直进行着激烈争论。1995年8月15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日本政治走到十字路口之际，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村山首相的谈话就是在这一问题上不断思考与努力的结果。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日本政治再次面临重要选择。如何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如何使日本拥有光明的未来，思考村山富市20年前的谈话具有特别意义。
战后日本社会在思考、谈论和争论如何成为有光明未来的日本这一问题时经历了几个阶段。在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进步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及战后统治层与战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认识前提，呼吁全社会彻底追究侵略战争指导者，即军国主义者的战争责任。这一呼吁和追究使日本社会确立了抵制军国主义危险的明确态度，具有划时代意义。而在第二个十年里，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日本人成为具有深刻战争体验的社会中坚力量，提出了日本人当年为什么丧失了主体意识而投入到鼓吹甚至积极参战行列的社会性问题，检讨战时民族主义对亚洲扩张的战争责任，也具有深远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国内反战运动的领导人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越战扩大的镜像中，看到了日本在当年侵略战争和殖民地统治中的身影，他们开始敦促日本民众不仅思考以广岛、长崎为代表的日本的战争被害，更要认识与反省日本对东亚各国的战争加害。认识日本的加害责任是历史认识的飞跃。
上述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的思考和反省，一度挫败了保守势力要求靖国神社“国有化”的努力，是战后日本提升国际形象，得到周边各国理解和缓和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关键。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韩国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尽管当时国际社会仍被冷战的阴云笼罩，但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却能够出现逐渐缓和进而谈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
然而，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的思考和反省并非一帆风顺，国内始终存在不肯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政治势力。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取得战后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要求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保守思潮抬头。所谓“总决算”，即强调战后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而掩盖战争时期的侵略行为。一些政治家公开发表否认战争罪行的言论，通过参拜靖国神社表达日本崛起的心声，冲击了刚刚走上正常轨道的东亚国际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为历史翻案的倾向更加严重。上百位议员组成“历史研讨委员会”，对1993年当选的细川护熙首相关于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发言进行攻击和责难，认为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就是“自虐”。他们以所谓总结历史，建立“光明史观”为名义，从原因、过程、结果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翻案；阻止日本国会在1995年通过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不战决议”；呼吁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以“从军慰安妇”等问题为代表的日本战争犯罪。凡此种种表明，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社会出现了阻挠反省侵略战争的强大逆流。
究竟是将历史的包袱一直背下去，还是真诚反思历史、担负起道义的重任？日本反省战争责任是否有光明的未来？这是决定日本将向何处去的严肃问题。正当日本政治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村山富市先生于1994年当选为日本首相，他顶住逆流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了谈话：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重犯错误，我就虚心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深痛的哀悼。”
“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会常常忘记这和平之可贵与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残酷告诉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日本政府将本着这种想法，开展在近代史上日本同近邻亚洲各国的关系的研究，并扩大同该地区的交流这两个方面的和平友好事业。”
这是战后日本政治走到十字路口时发表的一份关键谈话。它高度概括了战后觉悟了的日本民众的声音，对发动侵略战争和实行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与那些回避战争责任、目光短浅的日本政治人物给东亚世界带来的不稳定形成了明显对照。
村山首相还在其任期内推动了一系列促进中日和平友好的交流计划，如建立了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研究战争历史的项目，推动日本有关部门将相关的历史资料公开，并且设立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将日本公文书馆（国家档案馆）、外务省史料馆和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保管的与战争历史有关的资料集中数字化和向海内外公开。一系列举措从政府的战争责任认识层面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向国际社会清楚地表明了反省战争责任的正确态度。
村山先生在战后50周年之际发表的谈话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政府明确态度的表达。正因为采取了这样正确态度，日本才取得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邻国的信任。也正是在村山首相发表谈话后，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互访，确立了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村山首相之后的历届日本首相虽然属于不同政党，但在历史问题上，都表示遵守“村山谈话”的原则。
但是，在村山谈话后，日本的保守势力仍然在推动政治与社会的右倾化。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发展而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一些政治家利用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未来的担心和焦虑，渲染中国的“威胁”，再度把反省侵略战争责任与建立“光明的日本”对立起来。一些对社会主义理想产生动摇的日本知识分子鼓吹“自由主义史观”，编写掩盖侵略历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他们认为只有掩盖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犯下的罪行，否认包括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战争责任，才能使日本的年轻一代建立对日本的热爱和民族自豪感；而强调战争中日本军人的所谓“献身”精神则成为现代日本的“爱国心”教育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是清晰的。村山谈话证明：彻底反思过去、开怀拥抱未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亮明态度，日本就有光明的未来。没有对历史、对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负责任的态度，日本就不可能真正卸下历史包袱、走向光明未来。以实际行动呵护信任、培育友谊，对于战后日本树立新的国际形象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把反省战争责任看作是“自虐”的那些日本政治家，一方面回避谈过去的战争责任，而一方面则竭力强调战后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是：提高日本国际威望的“村山谈话”，其核心恰恰是对战争的反省。那样做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拉近了日本与东亚各国的距离，特别是取得了中国、韩国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邻国民众的信任，改善了因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不负责任的言行而被破坏了的双边关系，为维护东亚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日本政治家虽然也曾发表过类似关于历史问题的谈话，而且也表示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但或因其认识水平并未比肩“村山谈话”，或因其言行并不一致，在历史上都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外交关系徘徊不前，并时有摩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领导人对于二战历史问题认识模糊，甚至有歪曲掩饰的言行，严重伤害了中韩等国人民的感情。这些举动不仅遭到亚洲邻国的强烈抗议，日本国内舆论也给予了谴责批评。今年以来，日本主流媒体多次以《没有反省，就无法谈论未来》《继承“村山谈话”精神》等为题刊发文章，呼吁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深刻反省，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时，明确指出：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
“村山谈话”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表明，任何一位负责任的日本领导人，都应痛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承担起理应承担的责任，引领自己的国家同不光彩的历史做彻底的决裂。那些表面称继承村山谈话精神，但实际上仍将反省战争责任视为“自虐”的日本政治家，那些回避历史上的战争责任而单纯强调战后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的日本政治家，应当学习20年前村山的政治智慧。日本唯有郑重表明对待侵略历史的反省态度，才能真正改善同亚洲邻国关系，共同维护东亚稳定，才能给亚洲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一个令人放心的交代，也才能提升日本正面的国际形象，相反，文过饰非是不能给日本的国际形象加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