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我国将在历史上首次举行国家公祭，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近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扩张，应该是从1874年对台湾的侵略开始的，之后断断续续大约有70年，这70年间所有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遇难同胞应该都在这个公祭的范围之内。在我看来，以国家的名义纪念和悼念，目的不仅仅在于让更多人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更要汲取历史教训并实现一种超越。我们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牢记历史、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1937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南京被攻陷以后，遭遇了屠杀的浩劫。因此，南京大屠杀的意义不仅仅只是南京地方上的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受难的象征，是国家不够强大、受到外国欺辱的惨痛案例。可以明确下这样一个定论，南京大屠杀属于人类悲剧。中国的文化排斥悲剧文化，喜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实悲剧往往更能打动人，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
南京大屠杀的亡灵数字惊人，有30多万之巨。数字能说明一定的规模、一定的内容，每一个数字代表了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诗人叶庆瑞有这样的两句诗：“即使三十万棵树木砍伐，也是一个浩瀚的工程，即使三十万颗石头滚落，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山崩”；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在20多年前调查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是较早的文学读本。该书中有这样的比喻：“30万人的鲜血大概有1200吨，30万具尸体可以垛成2座37层高的金陵饭店，30万具倒下的尸体头尾相连，可以从南京到杭州一个来回。”用8个字可以大体形容南京大屠杀：“震惊中外、惨绝人寰”。
我多次见过日本右翼分子，也多次与他们进行过正面较量。最早是在1994年，我带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去日本，那是除东京审判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第一次登上日本领土。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NHK电视台等许多媒体的记者，一直跟着做了大量报道。记得在千叶县的集会上，有一个老者站出来说：“朱先生，你大可不必到日本来给我们讲南京大屠杀，因为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说：“我研究过历史，那是你们中国人虚构的。”当时会场气氛很紧张，我就与他辩驳，后来他灰溜溜地退场了。
1995年，我参加大阪枚方市集会，正好上映电影《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分子用刀子把银幕割破了，还在报纸上登了口号，说我如果在大阪讲南京大屠杀的话，他们就要用刀子来捅我。结果，日本右翼分子开了36辆宣传车，我讲了多久，他们就在会场外转了和乱嚷嚷了多久，当时新华社记者兰红光在现场拍了照片，发了篇题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的报道。
中国外交学会曾在北京组织了与30多个日本右翼分子的对话，我也参加了。他们提出：“我们计算过，死了那么多人，需要多少推土机、挖掘机来埋尸？‘百人斩’军刀从物理性能上不可能连续砍杀100多人。”我回答说：“当时南京有没有推土机、挖掘机我不知道，但专门用推土机、挖掘机去挖‘万人坑’掩埋尸体，那绝对是你们日本人主观上的想象。我们说的‘万人坑’，就是水塘、水沟或者土坑。现在我们挖掘‘万人坑’，认真进行考古鉴定和法医鉴定等，对每一具遗骸是男性、女性，包括年龄等都进行了详细考证，最小的年龄只有3岁，最大的有70多岁，每一具遗骸都留下了档案。此外，大部分遇难者尸体被抛入了长江，根本用不着挖土坑来掩埋。还有‘百人斩’用刀，实际上是一个月的时间，从无锡横林镇开始比赛，然后到常州火车站，又到镇江句容，最后到南京紫金山脚下，今天砍几个人，明天又砍十几个人，有什么不可能？你们为什么要假想为连续砍100多人呢？”
日本的民间人士也有许多坚持道歉、谢罪和忏悔的人。日本有个“铭心会”，每年8月15日都要来南京举行反战和平集会，“植树访华团”每年清明节前后要来南京植树，用这种方式向南京人民谢罪。日本民间人士松岗环还帮助我们，在日本找到了150多个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老兵。
即便历史是一抹最凝重的黑色，也依然抵挡不了我们前行的力量。传承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记住仇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一种唤醒人类普遍良知的悲剧文化，今天我们发掘和利用这种特殊文化资源，并不是永远沉浸在悲剧的痛苦之中，而是要从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这或许会永远促进我们的文化自省和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