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地方在选拔干部过程中,过于简单地将学历等同于能力。固然,年轻化、知识化是选拔干部“四化”中的两个标准,但如果不综合考量工作能力而是简单处理,无疑会助长领导干部“学术镀金”的动力。
这两天,百度百科悄然出现了“学术镀金”的词条解释: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以学习为名实为交友的培训项目,争相给自己戴高学历帽子的现象。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曾联合下发通知,严禁领导干部此类“学术镀金”性质的培训项目。
“之所以下发这样一个通知,是中央针对腐败的地毯式风险排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从查办的一些案件来看,官员“学术镀金”存在很大隐忧,比如隐藏贪腐风险,存在官商勾结利益链等。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领导干部“学术镀金”折射出个别地方和部门把学位等同于能力的现象。
天价学费谁来支付
《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于7月31日下发。
通知针对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参加“天价培训”、“奢侈培训”等高收费社会化培训及出现的问题。所指对象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对于哪些属于高收费社会化培训项目,另一份配套文件给出了明确说法:目前各种EMBA、后EMBA以及各种打着交友、游学等名义的总裁培训班、高级领导人员研讨会、研修班等,属于社会化行为的,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即使是自费或者免费的EMBA、总裁班等社会化培训项目,领导干部同样一律不得参加。
文件还称,EMBA、后EMBA、总裁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明确属于高收费社会化培训项目。其他名目的高收费项目,要从严从紧把握。
EMBA是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英文缩写,目标是为企业培养务实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在我国,EMBA教育始自上世纪90年代。
1995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出现了41名EMBA学员,他们不仅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第一批EMBA学员,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EMBA学员。
7年后,中国的其他商学院才开始招收EMBA学生。
目前,全国开设EMBA课程的有60多所高校,并有一线、二线和三线院校EMBA之分。
记者查阅相关网站发现,EMBA收费随学校的知名度水涨船高。
以2014年9月以后开课的院校为例,北京大学后EMBA项目学费为79.8万元；清华大学EMBA北京班学费为56.8万元；中国人民大学金融方向EMBA学费为50万元；复旦大学EMBA学费为56万元；上海交通大学安泰EMBA学费为45.8万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学费为58.8万元；长江商学院EMBA学费为68.8万元。
高波表示,EMBA班的政府学员过往主要有两条“钱途”:一是拿公款为个人结账,二是企业为领导埋单。显然,前者与中央八项规定背道而驰；后者存在官商利益输送的高风险。
“试想,对领导干部‘送钱送股送项链,不如送到商学院’,会造成怎样的风气和社会观感?”高波说。
事实上,早在2013年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就特别强调,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这次“禁读令”的出台,无疑是将中央精神落地的举措之一。
官员学EMBA不对路
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部分省区市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领导干部参加天价培训的问题,要纳入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范围,出重拳、下狠劲,公开曝光典型案例,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以前个别官员学历较低,国家曾鼓励公务人员通过学习获取学位,还可以报销部分费用,这种政策是合理的,但官员用国家财产去学天价而不对路的EMBA,则存在很大问题,“禁读令”堵住了这个漏洞。
在汪玉凯看来,政府有公共管理职能,EMBA主要针对企业管理,官员学习EMBA“不对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EMBA课程主任陈杰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4年前开始,我们招生的重点就已放在民营企业上了。最近5年来民营企业家在我们EMBA项目的比例上升明显,从30%左右上升到了50%。”
陈杰平认为,禁令一出,可能国企高管参加EMBA培训的比例短期内会有所下降,但并不会影响总体的招生情况。
某高校商学院EMBA招生负责人表示,该学院目前在校的EMBA学员中,来自政府及国家单位的学员占比不超过5%。
此外,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历年政府部门的学员比例亦大约在5%左右。
尽管国内许多EMBA院校相关人士都称,EMBA生源绝大部分来自民营企业,禁令对学校总体招生情况影响不大,但是,在高波看来,“禁读令”的关键点抑或着力点在于:官员就读高收费社会化培训班存在公款滥用以及高端成功人士混圈子的问题。
让官商各自回归本质
今年年初,民革广东省委向广东省政协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颁布官员禁读EMBA令,鼓励其根据工作性质就读在职MPA(公共管理硕士)。
提案援引一项对中国商学院EMBA项目的调查称,EMBA学员中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平均为8.3%,其中,清华五道口的EMBA学员中,官员比例在10%以上,而长江商学院比例最高,为11%。据称,长江商学院对副局级干部全部免学费,仅需交5万元以内的注册费。
民革广东省委认为,商学院如此“慷慨”的目的无非是通过这些官员作为招生的金字招牌,使其作为官商联姻的平台。EMBA更大程度上是给商界人士和官员搭建一个以“平等身份”相互结交的平台,互相输送利益。
“于是,社会上的‘圈子病’和‘亚腐败’中,又多了一个‘EMBA圈’。领导干部到顶级商学院和天价培训班,名曰‘充电’,实是混圈子、搞关系、攒人脉。”高波说。
民革广东省委还指出,有的政府部门为就读EMBA的官员承担全部学费,“用纳税人的钱去干与政府管理工作无关的事情,这可能本身就违反政府部门的财务规定”。
在参加上述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还指出,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
“商要像商,官要像官。”高波说,大家都谨守各自的行为边界,保持自己的专业精神,这个社会就能让每个人学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反之,那一纸亮闪闪的EMBA毕业证,非但不是官员值得炫耀的资本,反倒可能成为某种需要追偿的“欠账”。
他认为,退出商学院,告别天价班,让公仆回到该去的地方,找到合适的课堂,既可减少公款浪费、改善作风形象,又能排除贪腐风险、防控利益输送。
学历成官员升迁“标配”
不可否认,个别地方和部门干部选拔任用片面强调学历文凭,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员“学术镀金”的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4年10月,中组部等四部委经过两年的清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67万名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每40名就有一人的文凭有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干部将培训班、进修班等非学历教育填写为学历教育,将在职教育学历填写为全日制教育学历；还有部分办学单位滥发学历、学位证书。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指出,影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升迁有四大因素,其中第二个因素就是学历因素。
通过数据比对,文章称:官员的升迁与学历具有很高程度的关联性,在官场上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尤其是博士和硕士这么高的学历。
事实上,“学历要高”早已成官员升迁的“标配”。过去,只要有基层经验,政绩比较显著就可以了。如今行情已变,处长局长们递过来的名片,博士甚至博士后已是稀松平常。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她表示,在2010年北京市的局处级官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就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认为,在选拔干部的时候重视文凭是一种好的趋势,问题出在一些人钻空子,而不是这种做法本身。干部管理和选拔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当然,我们要对文凭有个正确的认识,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起点标准,但是,在以后的考核中,应该更注重他的能力。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整体来看公民的学历都在普遍提高。因此在干部遴选过程中,学历标准自然会水涨船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说。
但是,她认为个别地方在选拔干部过程中,过于简单地将学历等同于能力。固然,年轻化、知识化是选拔干部四化中的两个标准,但如果不综合考量工作能力而是简单处理,无疑会助长领导干部“学术镀金”的动力。
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调查,个别地方和部门把学位等同于能力的现象并不鲜见。
王敬波认为,要让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应该将干部遴选机制纳入科学化的轨道,对不同岗位设置不同的选拔标准,细化领导干部遴选标准,比如需要具备何种专业知识等。因为工作能力不仅是通过学历教育获得,还跟实践经验有着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