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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高法最高检将对网络谣言定性出台司法解释

  • 时间:2013-09-09 新闻来源: 热点资讯网
  •     昨天,“江苏警方打掉4个利用网络敲诈勒索团伙”的消息被媒体爆出。这是自从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过去一个月内,公安部门通过媒体重点公布的第五起典型案例。

      五起案件的嫌疑人,多数已经被刑事拘留。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全国公安机关的这一轮集中行动中被抓的,很多是网民耳熟能详的角色,甚至很多人都可能转发过他们的帖子。

      “秦火火”是第一个典型案例。“秦火火”是秦志晖在新浪微博上的“马甲”。根据公安部门调查,2011年7·23动车事故之后,“秦火火”发布微博说在事故中遇难的意大利籍旅客家属获赔3000万欧元。此外,他还发布微博称雷锋穿着奢侈,某明星的孩子不是亲生,张海迪是日本国籍等。

      “立二拆四”是一个网络推手,据他交代,他曾炒作了“别针换别墅”、“郭美美”、“干爹门”等事件。这些事件都曾轰动一时。

      而周禄宝的出名,开始于他在网上贴出不少官员的手表,他被很多网民视为反腐和维权斗士。

      上海警方抓获的傅学胜并不知名,但他涉嫌的两起案件,影响已经不限于国内。傅学胜承认,自己发布了上海某副区长贪污20个亿,包养十几个情妇的帖子,以及制造了“中石化非洲牛郎门”。

      江苏警方破获的网络敲诈系列案件,涉及11家网站,这些网站多数都在工信部备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称,注册这些网站就是为了敲诈勒索。在这些案件中,也有嫌疑人确实在新闻媒体供职。

      有媒体日前统计了各地“抓谣”不完整数据:河南批捕131人,山西刑拘49人、治安处罚29人、批捕23人,陕西批捕22人。

      【地方争议】

      “打击谣言不是搞报复行动”

      这些公布的案件,在网络上每个都是一枚“炸弹”。不少人迅速删除了之前转发的与这些人有关的微博,担心与其扯上关系。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上述公布案件中人士该抓。新京报记者接触过多名上述案件的办案民警,他们都表示,粉丝们只看到了这些人在网上光彩的一面,看不到他们在现实中到底做了什么。民警认为粉丝们被他们骗了,这些人辜负了粉丝的信任。

      从这些新闻的跟帖看,网友给予了足够的理解,支持公安机关打击犯罪。不过也有人担心,打击谣言,可能会出现“跑偏”。因为确定到底“什么是谣言”,造成了多大危害,给予多重的处罚,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在全国性打击网络谣言背景下,地方上已经有案例引发争议,相关部门也已经纠正。

      8月26日,河北清河县一名女子发帖问,“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她因此被处行政拘留5日。很多网友认为,这不应该构成谣言,也没有造成足够的恐慌。据悉,这名女子已经被释放。

      同一天,安徽砀山的一名网民,将一起车祸死亡人数10人错误发布为16人,也被处行政拘留5日。之后,当地公安部门发微博道歉,表示此处罚不妥,已撤销此前的行政处罚决定。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这次行动目的是打击谣言,打击利用网络的犯罪,不是限制正常言论,打击谣言不是搞报复行动。

      【突出案例】

      “记者”身份频被利用

      在上述5起典型案件中,“记者”的身影频繁出现。

      周禄宝曾自称是“公民记者”,在徐州警方破获的系列网络敲诈案中,仲伟等人冒充记者,还自己印制了工作证,樊宇肖曾在多家新闻单位供职,张才山被抓前还是某报记者。

      除此之外,被湖南衡阳警方抓捕的格祺伟,也曾是记者。

      “记者”被抓,引发了外界对新闻从业者的担忧。一些人担心,这可能会给人造成表达空间收紧的感觉。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一直关注公安部门的这一行动。在他看来,警方抓捕周禄宝,不是在打击言论,而是在打击敲诈勒索。

      “公民记者更像是一个江湖,它的专业伦理很难保障。”张志安说,一些打着“公民记者”旗号的人,实际上收取费用,所谓的“调查”不是以公开真相为目的。他说,真正的记者本身不卷入利益纷争中,报道的目的是为公开。

      张志安称,利用网络负面批评报道进行敲诈勒索,“不是一两个记者的问题”。他说,一些报纸的发行量非常有限,有些地方记者站主要通过负面报道给政府、企业施压,以让对方订报、投放广告的名义从中捞取个人好处。甚至一些中央媒体,也存在灰色地带,左手做批评报道,右手以此与对方达成合作协议。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赞成依法惩治谣言制造者,也包括制造谣言的记者。

      “记者首先是公民,不能逍遥法外。”张涛甫说,新闻从业人员首先要遵守法律,还要遵循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

      事实上,两高之前出台的司法解释已经对记者有特别的规定。一般的敲诈勒索,2000元至5000元以上,算是“数额巨大”,而如果是利用或冒充新闻工作者敲诈勒索,“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降低50%。

      这些对正常采访报道的记者,并不造成障碍。但是张涛甫认为,这也给媒体一个提醒,打铁还需自身硬,舆论监督的能力要过硬,对国家的法律法规理解要更加精确到位。

      针对目前打击网络有组织造谣传谣行动,以及地方出现的一些争议案例,有关专家认为,还需要从法律层面对利用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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