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中国官方发布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再次引发舆论对反腐话题的关注。有关专家分析指出，网络反腐的成功案例，表明反腐需整合引入社会监督力量参与，同时也暴露出反腐领域中存在的“权力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尴尬，通过制度建设疏通和健全监督渠道较为迫切。对于网络实名举报，应该立法加以规范：建立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对实名举报的回应，政府也应有法可依。
刘铁男被“双开” 再次引发舆论对反腐话题关注
8月8日，官方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刘铁男成为中共十八大之后首个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并宣布“双开”的省部级官员。同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撤销、免去“法官***娱乐”事件涉事人员职务。一天内，两条违纪违法官员受处分的消息，引发舆论对反腐话题的又一波集中关注。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9个月时间里，“反腐”一直持续成为国内外舆论观察中国的焦点话题。除了刘铁男，从李春城、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等部级高官先后应声倒地，到刘志军被判处死缓，薄熙来被提起公诉，中共高层正以实际行动表露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决心。
“对腐败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中共十八大报告是这么说的，十八大之后的这些反腐举措也是在兑现这个承诺。” 长期研究反腐课题的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十八大之后，重视群众举报、严查腐败、从严治吏，高层在表露反腐决心的同时，也有助于赢得群众对反腐工作信任。
“老虎苍蝇一起打”，除了高官落马，十八大后，反腐风暴还在各地刮起。
在重庆，因“不雅视频”事件，包括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在内的21名违纪党员被纪委处理。在广东，据广东省纪委今年6月通报，十八大以来广东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423件4613人，其中涉及地厅级干部29件29人、县处级干部241件242人。
“官员群体的举止行为对社会风气有示范作用，官员群体本身能否勤政清廉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政策能否有效执行落实。中国改革发展能否保持良好的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群体的素质和能力，所以这就凸显出惩治贪腐的重要性。”
何增科说，中国的改革处在一个机遇期，同时也是矛盾的多发期，改革要平稳渡过险关、难关，从严治吏就显得尤其重要、尤其紧迫。
实名举报再添成功案例 改变以往反腐“体内循环”
回顾刘铁男的落马全过程，从去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发布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到今年5月官方通报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再到如今的“双开”。因三条微博，一个副部级高官在8个月的官民反腐联动中落马。
网络反腐的代表性案例还有“不雅书记”雷政富。去年11月20日，疑似雷政富的不雅视频截图在微博上发布，该事件在网络发酵63个小时后雷政富就被免职。雷政富的落马也被网友称为“微博秒杀”。
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中，像刘铁男、雷政富这样因网络实名举报而落马的大小官员不在少数，由网民参与的网络反腐热潮正改变着中国的反腐格局。
“这样的现象之所以增多，是因为中央展现出反腐的坚定决心，并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大大提振了公众对于反腐的信心。”对于不断出现的网络实名举报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这样解读。
对于网络实名举报，何增科表示，举报者敢于在网络实名举报，需要很大的勇气，自身背负压力和风险，但普通民众之所以选择网络举报很多情况下也是无奈之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众对于目前反腐机构的信任度还有待提高。
“网络反腐监督和反腐机构的日常监督要有机集合。”何增科说，民众的网络举报只是反腐过程的启动环节，之后需要有反腐机构的跟进。“如果反腐机构能够积极重视网络举报线索，认真查处，及时通报，渐渐赢得民众信任，这样就能让反腐工作在广泛的社会参与中形成良性循环，而不是以往的‘体制内的自我循环’”。
专家呼吁，对于网络实名举报，应该立法加以规范：建立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对实名举报的回应，政府也应有法可依。
反腐工作存权力不对称尴尬 需疏通上下监督渠道
其实，对于专家所说的反腐工作中的“良性循环”，回顾今年上半年中国高层的反腐系列举措，已经有旨在疏通上下监督渠道的制度探索。
今年5月开始，10个中央巡视组密集进驻内蒙古、中储粮等10省区市和单位开展巡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中央巡视组要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进入驻地后，巡视组均对外公开了巡视组的相关信息，包括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名单及通信地址、值班电话、手机等，接受群众举报。
在加强“自上而下”巡视制度的同时，面对网络反腐的民意期待，规范和保障“自下而上”监督渠道也有新举措。
今年4月，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国内主要网站同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鼓励广大网民依法如实举报违纪违法行为。7月1日，国家信访局全面开放网上投诉受理内容，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强调，要认真办理网上信访诉求、意见和建议，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对于疏通上下监督渠道，何增科认为，目前中国的反腐工作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的尴尬，“官员下面的老百姓，官员所在单位内部人员，他们掌握的官员贪腐信息要比反腐机构和上级领导更多，但是他们手中的‘反腐权力’却相对较弱。”
何增科表示，加强巡视制度、规范网络举报这些举措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但是“权力不对称”的问题还需要真正赋予老百姓更多的问责权。
“比如一些地方开展地方人大在线预算监督，有的地方通过引入视频直播引入民众参与开放性的决策，甚至问责官员，这些地方政府创新管理的举措本身含有预防腐败的要素，值得借鉴推广。”何增科说。
何增科还认为，除了回应公众关切保障和规范网络反腐，在惩治方面，对贪腐官员要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在预防方面，要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这是民众的期待，也是预防腐败和发现腐败线索的重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