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文化兴起和获得世界尊重，其重心并不简单地在如何“宣扬推广”，而是如何脚踏实地“立足创造” 对于18世纪的德国精英来说，希腊典范的形成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可以仿效的成功之路，更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撑力量。这一点在温克尔曼身上就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出身贫贱、求学艰难，甚至不得不为了求知而四处打工赚钱。所幸日后寻到一份教师兼中学校长的职位，教授各类课程，但为人师的辛苦远不如求真知的乐趣，所以他慨叹说：“我忠实地从事着教师的工作，我教这些头上长疮的孩子们念ABC，然而在消磨这段时光的时候，我是多么渴望获得美的知识，我祈求着从荷马史诗中得到慰藉。”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旦时机到来，温克尔曼就选择了更为合适的职业，先是做图书馆馆长，后来干脆被萨克森选帝侯派往意大利定期报告考古发掘情况，成为一个职业性的研究者。 对于古典德国回归希腊来说，温克尔曼无疑是有开辟性意义的。他的特点是视野宏阔，考虑问题注意到各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谈论艺术也非就艺术论艺术。譬如他在论及希腊艺术的繁荣时，就特别注意考察其时的社会环境：“从希腊的国家体制和管理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之所以优越的最重要原因是自由。在希腊的所有时代，甚至在国王家长式地管理人民的时代，自由也不缺乏……”他还认为：“在自由中孕育出来的全民族的思想方式，犹如健壮树干上的优良枝叶一样。希罗多德引证说，自由乃是雅典城邦繁荣强盛的唯一源泉，而在此以前，它由于被迫承认独裁政权，则无力与临近的城邦匹敌。正是这个原因，希腊人的演说术只有在充分自由时才开始得到发展。” 当然，温克尔曼最为著名的名言则是他对希腊艺术与文学的总体特征概括，所谓“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欲成伟人巨子，必得效仿希腊。” 这或许正是古典德国得以成就的可贵之路。德国古典时代对希腊典范的自觉选择，虽非唯一原因，但这种自觉借鉴和核心选择，确实是使得他们能够从一个落后民族成为现代人类耶路撒冷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后代精英的自觉承继中表现得很清楚，譬如歌德就说“首先学习古代希腊人的东西，永远学习希腊人”；赫尔德干脆要求“希腊艺术应该占有我们，应该占有我们的灵魂和肉体”；洪堡的归纳比较彻底：“在任何情形下，在任何时代，对这样一种特性(即希腊特性)的研究对人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因为这种特性组成了人类普遍特性的基础”。或许还是席勒的那首《希腊诸神》最典型地描绘出希腊典范的精神史意义：“他们回去了，他们也同时带回/ 一切至美，一切崇高伟大，/ 一切生命的音响，一切色彩，/ 只把没有灵魂的语言留下。/ 他们获救了，摆脱时间的潮流，/ 在品都斯山顶上面飘荡；/ 要在诗歌之中永垂不朽，/ 必须在人世间灭亡。” 看看德国古典时代形成的希腊因素，再反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想想现如今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或许不乏启迪。一个国家的文化兴起和获得世界尊重，其重心并不简单地在如何“宣扬推广”，而是如何脚踏实地“立足创造”。政府的力量不容忽视，但作为创造者的知识精英仍是不可更易的基本主体，如何能摆脱功利场的裹挟，而静心凝思，采择资源、去芜存菁，则是一个民族是否能真的屹立于世界的枢纽所在。问题是，我们当代的精英分子有几人意识到诸如“希腊典范”的必要，并甘愿“程门立雪”？
一个国家的文化兴起和获得世界尊重，其重心并不简单地在如何“宣扬推广”，而是如何脚踏实地“立足创造”
对于18世纪的德国精英来说，希腊典范的形成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可以仿效的成功之路，更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撑力量。这一点在温克尔曼身上就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出身贫贱、求学艰难，甚至不得不为了求知而四处打工赚钱。所幸日后寻到一份教师兼中学校长的职位，教授各类课程，但为人师的辛苦远不如求真知的乐趣，所以他慨叹说：“我忠实地从事着教师的工作，我教这些头上长疮的孩子们念ABC，然而在消磨这段时光的时候，我是多么渴望获得美的知识，我祈求着从荷马史诗中得到慰藉。”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旦时机到来，温克尔曼就选择了更为合适的职业，先是做图书馆馆长，后来干脆被萨克森选帝侯派往意大利定期报告考古发掘情况，成为一个职业性的研究者。
对于古典德国回归希腊来说，温克尔曼无疑是有开辟性意义的。他的特点是视野宏阔，考虑问题注意到各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谈论艺术也非就艺术论艺术。譬如他在论及希腊艺术的繁荣时，就特别注意考察其时的社会环境：“从希腊的国家体制和管理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之所以优越的最重要原因是自由。在希腊的所有时代，甚至在国王家长式地管理人民的时代，自由也不缺乏……”他还认为：“在自由中孕育出来的全民族的思想方式，犹如健壮树干上的优良枝叶一样。希罗多德引证说，自由乃是雅典城邦繁荣强盛的唯一源泉，而在此以前，它由于被迫承认独裁政权，则无力与临近的城邦匹敌。正是这个原因，希腊人的演说术只有在充分自由时才开始得到发展。”
当然，温克尔曼最为著名的名言则是他对希腊艺术与文学的总体特征概括，所谓“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欲成伟人巨子，必得效仿希腊。”
这或许正是古典德国得以成就的可贵之路。德国古典时代对希腊典范的自觉选择，虽非唯一原因，但这种自觉借鉴和核心选择，确实是使得他们能够从一个落后民族成为现代人类耶路撒冷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后代精英的自觉承继中表现得很清楚，譬如歌德就说“首先学习古代希腊人的东西，永远学习希腊人”；赫尔德干脆要求“希腊艺术应该占有我们，应该占有我们的灵魂和肉体”；洪堡的归纳比较彻底：“在任何情形下，在任何时代，对这样一种特性(即希腊特性)的研究对人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因为这种特性组成了人类普遍特性的基础”。或许还是席勒的那首《希腊诸神》最典型地描绘出希腊典范的精神史意义：“他们回去了，他们也同时带回/ 一切至美，一切崇高伟大，/ 一切生命的音响，一切色彩，/ 只把没有灵魂的语言留下。/ 他们获救了，摆脱时间的潮流，/ 在品都斯山顶上面飘荡；/ 要在诗歌之中永垂不朽，/ 必须在人世间灭亡。”
看看德国古典时代形成的希腊因素，再反思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想想现如今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或许不乏启迪。一个国家的文化兴起和获得世界尊重，其重心并不简单地在如何“宣扬推广”，而是如何脚踏实地“立足创造”。政府的力量不容忽视，但作为创造者的知识精英仍是不可更易的基本主体，如何能摆脱功利场的裹挟，而静心凝思，采择资源、去芜存菁，则是一个民族是否能真的屹立于世界的枢纽所在。问题是，我们当代的精英分子有几人意识到诸如“希腊典范”的必要，并甘愿“程门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