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南京理工大学(微博)举行，诸多教育界专家学者汇聚南京，热议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会议间隙，前来参会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院长熊丙奇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针对去行政化、自主招生等热点话题，阐述了诸多个性化观点。
教育指标化加剧社会教育焦虑“教育规模的扩大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能否保障教育质量。在国外，高等教育有宽进严出限制，中国高等教育在入学门槛上已经做到了宽进，如果最后不能做到严出，将很难保障人才的培养质量。”近些年来，随着大学门槛的不断降低，各地高考录取率屡创新高，熊丙奇对此表示出了担心。他告诉记者，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是3000万人，到2020年毛入学率有望达到45%，高等教育的体量在增加，但是随之产生的严重问题就是质量的下降。
行政化体制成为教育乱象源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很多地方已经不再满足于追求升学率，而是追求名校率。”在熊丙奇看来，这种将教育分门别类的做法，实质是“反教育”的，违背了教育的平等观念。而其源头，就是教育行政化的体制。随着高校被划分为部属、厅级等各个等级，孩子从小就被逼着去习惯这些等级，这在违背教育平等理念的同时，也呼应了当前国内教育普遍忽略公民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弊端。
“大学所有课程都是按国家统一要求设置的，没有自主空间，大学何谈办学的自觉？”熊丙奇呼吁，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逐步在高校中去除行政化的干扰，在学校内部建立起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的办校理念。熊丙奇还告诉记者，他眼中的高校去行政化应该是“校长的职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教育决策机制。
自主招生与发起初衷渐行渐远“中国的自主招生一开始就走错了。”昨天在谈到部分本三院校沦为考研基地的现象时，熊丙奇表示，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统一高考，高考成绩达到相应条件，方可被录取。按照这种操作，自主招生就演变为录取分数的优惠，沦为高校间利用政策抢生源的工具。高校间实行的联考，本质上也就成为联合的圈地抢生源。
熊丙奇认为，自主招生的真正意义所在是评价机制的多元化。当前的“偏才”、“怪才”划分，依然是基于单一的人才评价机制作出的划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此外，对于每名学生通过自主招生只能获得一所学校入学资格的做法，熊丙奇也认为不妥，因为这种自主招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双向选择。
记者 刘浩浩 通讯员 陈育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