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英雄》、《三枪拍案惊奇》、《山楂树之恋》……也许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形容差异如此之大的张艺谋电影。30年来，张艺谋一直在挑战不同的故事类型和不同的讲述方式。如今，他再次涉足新领域，把这部讲述南京大屠杀背景下中国军人、秦淮河女人和美国入殓师等共同完成生命救赎故事的电影新作《金陵十三钗》捧上大银幕。
张艺谋说，由刘恒和严歌苓操刀的《金陵十三钗》是他10年来遇到的最好剧本。耗时5年，耗资6亿元人民币，还请来好莱坞特效团队和奥斯卡奖获奖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张艺谋对这部电影的重视不言而喻。
在残酷历史中发现生命色彩编辑：很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艺作品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绝望的，多是黑白色调，电影《金陵十三钗》特别强调了教堂窗户的彩色玻璃，教堂对面被炮火炸飞的彩色纸条，五彩斑斓的旗袍。去年采访你的时候，你正和日本布景师反复讨论教堂窗户的玻璃颜色，看得出来，你非常在乎这个细节。是不是有意调亮故事的色调？
张艺谋：倒没想这么抽象的问题。主要是看完严歌苓这个小说以后，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电影最后定格的那幅画面：透过教堂破碎的彩色玻璃，在婉转的琵琶声里，幸存的女学生书娟似乎看到了秦淮河女人们色彩斑斓地向她走来。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很多，但是故事类型相对单一，严歌苓这个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的视点、女性对女性的打量，有了色彩的感觉，否则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不是灰白调的也是青灰调的，不是青灰调的也是灰黄调的，很难出色彩。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满是色彩的感觉，感到很兴奋，这个特点我就抓住了，这部电影就值得拍了。
说心里话，导演是什么？什么故事都讲完了，就是看你怎么讲，看你的特色是什么。这个小说带给我的是，我可以在残酷的战争中，描写这些斑斓的色彩。这个感觉非常好，而且这种斑斓的色彩还不只是一个表面形式，它跟人性的美丽结合起来，跟救赎的主题结合起来。所以，不管别人拍多少部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这一部一定是有特点的，至少我有这个自信。
编辑：这些色彩并不是刻意强加进去的，而是故事、人物本身所具有的。
张艺谋：通过小女孩眼光看过去的这种瞬间的美丽色彩，跟人性的美丽在一起，又跟十三钗的职业、故事合理性全部在一起，这些色彩从外在转为内在，成为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你就会觉得这个很棒，比《英雄》那个红色、白色，纯粹形式的色彩要棒。所以我才会用很多心思抓色彩，当玻璃颜色不行的时候，就一次次换，我心目中的这幅画面拍了三次，从冬天拍到夏天，女演员拍完的时候满身大汗，说要长痱子了，她们很奇怪为什么导演还要拍这个东西？我想重现我的感觉，就是小女孩说的“我记住了她们那天走进教堂的样子，我记住了那个色彩”。我认为这是那个小女孩，一个幸存者对拯救她生命的人的璀璨记忆，也许生活中那些“秦淮河女人”的衣服可能是脏的、破的，可能也没有那么鲜艳，但是她记忆中这些女人，一定是这么漂亮的。这是主观的记忆，同时这种记忆又歌颂了那些拯救者。
历史题材改编不能乱来编辑：原著小说中英格曼神父贯穿始终，电影里则是为英格曼神父送行的入殓师约翰“一不小心”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这种改编出于怎样的考虑？
张艺谋：这个电影人物众多，是群像，所以把原著中两个外国人的戏合到“约翰”身上，完全是为了焦点更集中，故事更有条理。编剧刘恒实现了这个想法，让这个人物活起来，变得有血有肉，这很不容易。
改编后，约翰从一个酒色之徒，一个随时要离开的人，变成女人们和女孩们的庇护者。这个反差大家都很喜欢。如果故事一开始，约翰就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的话，观众会不舒服：为什么你要高高在上地来拯救呢？这个反差是故事有趣的地方。
编辑：电影把教堂里发生的故事扩大到教堂内外，增加了中国军人抗击入侵者的战斗场面。战争戏在你的整个构想里起到怎样的功能？
张艺谋：电影有一个本能的要求，要视觉化、动作化、场景化，尽量不要锁在一个场景上。如果锁在一个地方超过30分钟，电影就不好看了。因此，我们不想让故事完全发生在教堂里。其实除了打仗以外，还有一些戏，我们考虑能不能搬到院子里或者能不能出去。后来院子被日本人派兵把守，我们还是想方设法让豆蔻出去一次。
战争场面提前就想好了。原作写几个伤兵和逃兵被藏在教堂里面，我说要不然把他们调出去打一仗，不是简单的战斗，而是为救女学生，最终全部牺牲了。这样安排是要让所有人都参与“救赎”这个主题。
编辑：故事取材于《魏特琳日记》，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你如何把握历史逻辑和艺术想象之间的分寸？
张艺谋：历史题材其实挺难把握的，很多时候你无法说出新意来。很多历史带有定论，成了常理，你不可以违反常理，这时候你要找一个新的思考角度很冒险，可能大部分人不会接受。
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我看了那么多资料，日军面对的都是老百姓和没有抵抗能力的军人，性质就是屠杀而不是简单的双方军队交战，这个事情已经形成定论了。在这一点上，你不能说我要表达自己新的意思，那是根本不被中国人接受的。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在历史题材作品的创意和构思上，你一定要有原则，不能乱来。
剧本荒导致电影发展畸形编辑：有人认为，2002年你执导的影片《英雄》上映，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但近几年，人们对“大片”的印象似乎并不好。
张艺谋：“大片”好像是中国人发明的一个词，发明出来以后，渐渐又有了它自己的色彩，似乎成了贬义词。我倒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电影的制作一定有大有小。
其实，所有导演都不排除拍大制作，这样你会得到很好的锻炼，协调能力、驾驭能力提升后，拍小制作更容易。从另一个角度说，小电影更难拍！难拍在哪里呢？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也许前后就俩人，或者一个人一个狗，那怎么吸引人？这真正见功夫，我认为更难。
至于电影带来的商业回报，不论大小，拍好了都有。中国也好，外国也好，黑马有的是，每年都有一两部小电影卖得很好，突然创造了很好的口碑和票房，这都是人家拍得好或者某些点打得准。所以说，小也不代表好，大也不代表坏。
我自己不去想大还是小，拍电影从来看能把故事拍得怎么样，你碰上一个好剧本，怎样让这个好剧本发挥出它的潜能？这个挺要命的。
编辑：你经常感叹“等米下锅”，今天的中国电影，剧本是一块短板。
张艺谋：我现在发愁没有好剧本，中国现在是剧本荒。创作不是拿数字、速度可以算出来的。我们总说每年增加多少块银幕，中国的文化产业、电影产业如何飞速发展，我就告诉你，剧本荒非常严重！市场这么快发展，需求量这么大，好剧本根本跟不上，粗制滥造和快速的类型化、复制化，都会导致这个市场畸形发展，然后就会发生你不愿意看到的变化，观众就会流失掉。
在电影产业飞速发展的前景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培养出更强的电影编剧队伍，发掘出更好的电影剧本。但这是很难的，以我为例，从《英雄》开始，我拍大片有10年了，碰到的好剧本就这一部《金陵十三钗》，其他的都很费劲。碰上好剧本以后，你拍大拍小都有道理。没有好的剧本作基础，给你10个亿，不需要收回成本，把这钱全糟蹋了，你自己心里都过不去！所以实际上剧本质量是第一位的。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充满挑战编辑：近几年来，批评过度商业化的声音很多，也有电影人提出要拍“有营养的电影”，你如何看待商业化和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关系？
张艺谋：当然，好电影要有好的思想和情怀。但是，当一个社会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一定有“在商言商”这个阶段。过去电影只强调为政治服务，当我们改革的时候，就突然大谈它的娱乐性和商业性，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我倒觉得不必过虑。
我们难道不要去学习拍摄商业电影吗？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积累经验。要保护民族电影的市场，想抵御好莱坞的入侵，如果不学习这些技能，你做不到。所以学习是必经阶段，我们才学习了10年就大呼小叫，有点太焦虑了。
不过，归根结底，一个文化产品的终极目标当然要有好的情怀、好的思想，大家判断一部好电影，还是要看这个。
编辑：你的很多电影都是国际化团队合作，拍给中国观众看，也面向全世界。在你看来，中国电影真正走向全世界，还有哪些挑战？
张艺谋：从我开始拍电影，“走向世界”就是一个口号，到今天我认为它还只是一个口号。真实施起来，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请好莱坞演员来演戏，其实就很困难，首先他不是什么戏都接，他一定要看这个剧本。他不光挑导演的名气、你给我多少钱，而是要看这个人物是不是那么合情合理。人家都是内行，你想拿他卖钱，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即便你请来了好莱坞演员和制作团队，这就叫走向世界吗？不是这么表面的。
我觉得“走向世界”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你不能说我专门迈开步子走向世界，那你常常会掉到沟里头。可能当中国真的强大起来，全世界都愿意看中文电影，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全世界都那么关注，中国的金鸡奖已经像奥斯卡那么有影响，到了那个时候，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了。在这之前，我认为都是偶然为之，根本不具有普遍性。
